◎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不只是權力的濫用
雖說，新教也傳出不少性侵醜聞，但這件事對天主教會的影響更甚。如同美國歷史神學教授法吉奧利（Massimo Faggioli）指出的，由於天主教會政教合一的體制跨越不同文化和國家，相對於新教，在如何回應這場危機上更具多元和分歧的看法。此外，在全球化時代，性侵害案件的出現不是僅由教會體制或神學單一因素引起，各地區的不同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實況也多少構成微觀的共犯結構。
然而，這遠遠不止於體制問題，性侵害案件有著長遠的後果。不單受害者，對教會神學建構更是如此。梵蒂岡報告書公布後的直接衝擊之一，便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受到全球社會重新評價。在他2005年辭世之後，旋即被稱為「大教宗」，2014年更獲封聖。然而，假使若望保祿二世意圖包庇性侵害的神職人員，導致更多無辜兒童受害屬實，怎堪「聖徒」的稱謂？另外，以服事身心障礙社群聞名的法國方舟群體（L’Arche）創辦人靈修神學家范尼雲（Jean Vanier），更被揭發他生前長達25年濫用權力，誘導並性侵六名非殘疾女性。請問，靈修神學豈能與屬靈導師個人敗德行徑無涉？
如果教會的墮落跟神學脫離不了關係，那麼教會的革新也需要神學的新視野。在報告書公布後一個月，教宗方濟各便發布了通諭《眾位弟兄》（Fratelli Tutti），提到痛苦和衝突如何轉化了教會。過去，往往一提到教會，就想到體制結構，但教宗轉而提到了教會最核心的意義本是信眾群體的「共議同行」。共議同行不可能沒有意見相左，乃至衝突的時候，與一慣害怕衝突的看法完全不同，通諭肯定衝突非但不可免，甚至對群體的形成具有建設性。縱容不正義持續下去，維持教會表面和諧，是虛假、不可取的。「真理，事實上，與正義和慈悲是不可分割的」，他更進一步闡釋馬太福音10章，耶穌說祂來是要叫地上動刀兵的經文，認為耶穌示範了真正的靈性生命是勇於面對事實真相。教會受召與窮人站在一起，那麼，在性侵害案件中，誰是「窮人」？又該如何「優先」？系統神學學者奧羅茲柯（Amirah Orozco）主張，受害者理應是教會該關切的「窮人」，缺乏教會權力資源，又受到性侵害而出現創傷後遺症。窮人「優先」，意謂著教會不應該要求當事人寬恕，卻沒有真正聆聽他們的需要、富耐心地同他們對話。寬恕既是出於愛的作為，應該放在讓罪人悔改，放棄惡行上。恰如通諭所言，「對於壓迫者真實的愛意謂著要想辦法讓他們停止壓迫，這意謂著剝奪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好好使用的權力，正是這樣的權力危害了他們及他者的人性。」而這正是教廷決定免除麥卡里克（Theodore Edgar McCarrick）聖職，並公布調查報告書的原由。
在報告書的結論，教宗寫下這幾句話：「回顧過去，乞求原諒並尋求彌補的努力遠遠不夠。瞻望未來，創造一個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遭掩蓋的文化，應當不遺餘力。」只有願意傾聽真實的聲音，是「共議同行」的教會所不可或缺的，唯其如此，傷害同時也受創的信仰群體才有辦法共同走下去。
天主教神學家拉什（Ormond Rush）神父用「倒三角」比喻，來強調通諭對教會論的翻轉，教會體制一直是一個金字塔，但「共議同行」卻是徹底的倒三角，教宗體認到教會各個階層對話與傾聽的必要，限制教階主義，以避免權力的濫用。
教會論再出發
天主教會的神學家痛定思痛，直言不諱地指出教會體制需要改革，教會論亦需要全面反省，包括以下四點：一、認為神父是上帝的代表，在道德及靈性上高於平信徒；二、教會是上帝國，教會法規是神聖的，遠較世俗法律更為優越；三、教會是聖而公的，可以不受道德或法律的批評；四、教會的主要考量是個人靈命的成長，祈禱悔罪是任何事情的終極解方。
天主教會的教階主義向來排女並且父權，神父教導、治理及行聖餐禮的職分，往往令他們自視為教會的「頭」，信眾不過是「身體」，因而可以免受會眾的監督。歌羅西書1章15～23節卻教導，只有基督是教會的頭，神父和信眾一樣，都是基督的「身體」。神父因之不只必須對上帝，也必須對信仰群體負責，並受監督。初代教會時，主教就必須對信仰群體負責，信仰群體也在教會決策上具有遠大於主教的權力。
教會並不是上帝國，而是受召來在這個世上見證上帝國的。神學上所謂的「already but not yet」，指的是當教會能落實上帝旨意時，人們便可以從中看到上帝的治理，並不是意謂著教會自此高過世俗法律，或是不必遵守世俗法律。當教會作出壓迫、濫權，出現種種不義暴行，便該受世俗法律和道德的檢視。教會不該以政教分離作藉口來規避法律的要求，相反地，應與政府協商出對教會性騷擾更有效的防治措施。
在使徒行傳及〈尼西亞信經〉中，教會未曾被理解成也是不神聖的。教會的成員可以做錯事，可以一點也沒有聖徒的樣式，但教會本身總是聖的。不過，如同神學家拉納（Karl Rahner）所言，教會也可以是不神聖的，因為教會就是信眾群體，因此，教會既可以是聖徒的教會，也能是罪人的教會。當教會涉及性侵害的醜聞，這不單單是個人的罪，更是一種社會性的罪，一種結構性的罪。當教會縱容性侵害、包庇加害者，令受害者噤聲，甚至把問題個人化而忽略了結構及文化的成因，教會就是不神聖的。教會經常以告解和寬恕來處理性侵害案件，而忽略了這種犯行同時是一種刑事犯罪，理應受到世俗法律的制裁。教會會鼓勵殺人犯去自首，卻認為可以幫忙「喬」性侵事件，走向私下和解。這基本上，就是違法了！
教會想要效法基督，既有神聖性，同時具良善的人性，意謂著教會應該尊重每個成員的人權及內在的人性尊嚴，因為這是上帝賜予的。當教會體制令信眾個人的人性尊嚴被侵犯或否定，它違犯的不單是個人或信仰群體，更是上帝。教會體制理應與教會的使命與呼召相稱，促使信徒及其信仰社群可以獲得整全的發展，而不單只是個人靈命。加害者神父相信同性戀裡不算違反守獨身的誡命，顯示其心理及性方面未獲健全發展，這同樣是教會的失職。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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