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所多瑪與蛾摩拉，是舊約中不敬虔者的代表，因違犯上帝的戒律，遭到大火焚城。教會傳統解釋所多瑪與蛾摩拉的罪行時，都認為是他們行了逆性的事。11世紀的伯多祿‧達彌盎（Peter Damian）主教甚至寫了《蛾摩拉之書》（Book of Gomorrah）呈給當時的教宗，反對神職人員同性性行為的行徑。然而，以西結書16章49～50節卻說：「看哪，你妹妹所多瑪的罪孽是這樣，她和她的眾女都心驕氣傲，糧食飽足，大享安逸，並沒有扶助困苦和窮乏人的手。她們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顯然是狂妄自大，無憐憫之心，導致上帝震怒！
事隔數世紀，《蛾摩拉之書》如今再次被提起，卻是緣自教會近來遭揭發掩蓋長達50多年性侵醜聞的事情。受害者遍及各個不同國家，其中有男有女，多為未成年的兒童，加害者雖多為神父，但其中也不乏修女。受害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也是遭全球新聞大肆報導的美國，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揭露了教會內部神職人員牧牧相護，對性侵受害者保持沉默的經過，這一事件後來被改編為電影《驚爆焦點》。自2010年起，該議題的關注從美國蔓延至歐洲。時移境遷，《蛾摩拉之書》的作者當時心心念念的是靈魂得救的問題，在世俗化的今日，教會性侵害案件關乎的不再是關起門來的自家事，更牽動了敏感的政教關係，甚至危及教會在世界的信譽。
不願面對的真相
性侵醜聞成為教會不知該如何處理的棘手議題，始於若望保祿六世（Pope Paul VI）到方濟各（Pope Francis），共經歷五任教宗。即便到了2000年媒體報得沸沸揚揚，澳洲、美國乃至於德國等政府相繼祭出調查委員會，比利時警察甚至搜索主教公署，無奈，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教會初期仍舊擺出無事人的作態，認為這只是少數神職人員不檢點罷了，而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縱使2017年，教宗方濟各業已坦承教廷知悉有2000多起性侵案件，隔年年初，教宗走訪南美時，一名智利教會性侵事件的同志受害者克魯茲（Juan Carlos Cruz）指控教會縱容包庇神父性侵害案件，教宗卻直斥這完全是毀謗。同年8月，曾任教廷大使的大主教維加諾（Carlo Maria Vigan）於是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教宗為嘗試掩蓋樞機主教麥卡里克（Theodore McCarrick）性侵醜聞事件辭職。公開信指陳歷歷，教宗本人知悉多起性侵舉報，卻仍舊毫無作為，其中一次，還是五年前，維加諾大主教本人當面告知的。教宗卻只是簡單地回應，這封公開信在「自說自話」。
不過，一個月後，教宗下令要針對公開信中所指陳的事情進行調查。在調查進行的尾聲，麥卡里克便因罪行屬實，在2019年2月以濫用教權違犯第六戒，而遭除去聖秩。長達兩年的調查，終於在2020年11月，由梵蒂岡公布了長達500頁的報告書。到了2021年3月，教宗更回過頭來任命了克魯茲為「宗座保護未成年人委員會」（Pontifical Co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委員。10月，教宗提出「共議同行」（synodality）的神學構想，宣布要在各個地區開始為期二年由下而上的諮詢活動，好為2023年10月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常務會議作準備，推動教會體制革新。
向來以保守著稱的天主教會，短短不到三年時間，卻經歷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革。究竟何以致此？這場教會內遲來的轉型正義又會對神學及教會體制帶來怎樣的影響？
性侵成因追追追
某些人認為，教會性侵害案件只是冰山一角，背後曝露了更多長期以來教會體制的結構性問題，像是領導階層濫權、決策黑箱、缺乏咎責機制、看重教會體制的利益遠甚過個人的人權與人性尊嚴、在上位者領導無能且管理失當、習慣威權作風、缺少民主合作精神等。
冰凍三尺非一夕之寒，社會不再相信教會有能力靠自己解決問題。像在澳洲，皇家委員會調查結果出爐後，天主教會便成立了內部的處理小組，並制定了防治準則，以促進保障弱勢的教會文化。然而，社會學家凱斯琳‧麥克菲利普斯（Kathleen McPhillips）卻指出，這種做法還停留在教會自律的內規，並無法達到社會大眾所期待的外部控管。
為什麼外部控管是必要的？因為教會自己就是性侵害案件的當事人之一！澳洲神學家葛梅絲（Cristina Lledo Gmez）根據「馬歇爾（Marshall）和Barbaree（巴巴里）的性侵害整合性理論」，從社會控制及誘發的兩個面向去分析，指出性侵害案往往是在社會及個人行為控制力弱，以及有足夠環境誘因及機會的情況下發生的。教會若強化整體結構性因素，是可以有效減少這類事情發生的頻率的。比如說，當教會對性侵害零容忍，形成道德社群氛圍，確實可以對性侵害犯產生一定的嚇阻效應。相反地，當教會體制缺乏可責性機制和決策透明度，對加害者非但不鼓勵其負起道德和法律責任，反而同情並提供庇護，甚至敵視不肯私下和解，堅持提起訴訟的受害者，推崇家父長文化及性別歧視的神學，便會打造出孕育犯罪的溫床。
澳洲皇家委員會的報告進一步印證了這個說法，指出會性侵的神職人員往往可以分成三類：首先，是長期對兒童感到性趣的「固著型」，但這其實只占非常少的比例；其次則是「投機分子」，會順便揩油；第三則是受處境刺激的「衝動型」，即當某種壓力源出現，像是孤立、缺乏正向同儕連結，以及低自尊時，就容易犯罪。外部控管機制的介入，對後二類的加害者，遠比教會內部法規，有更明確的嚇阻作用。
至於一般人認為的肇因，天主教會禁欲，澳洲真相正義與醫治委員會（Australian Truth, Justice and Healing Council）反倒認為，不宜過度簡化問題，禁欲並不會直接導致教士或神父性犯罪，往往需要伴隨其他誘導性條件，如：對神職身分缺乏清楚的認知，行事動機沒有定見，容易受到外界觀感左右，自身不能確定性取向，或者，有中至重度的邊緣或反社會人格，乃至性失調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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