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Arsone Lee
自從和太太決定要去德國自由行之後，秉持著無論到哪個景點都是全新體驗的前提，我對於行程並沒有太多的意見。我最大的要求是旅程移動的路線要合理，不能想要魚與熊掌兼得，除此之外，只選了柏林。
選擇柏林，主要是因為有認識的主內肢體在柏林求學、就業，可以趁旅行順道拜訪。次要原因是柏林作為德國首都，自然有許多故事發生。自18世紀初成為普魯士首府之後，柏林經歷了近代重大事件如拿破崙戰爭（1803～1815年）、德意志統一（1871年）、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1939～1945年）、冷戰（1947～1989 年），見證許多人類重要的歷史。雖受限於行程天數，注定是走馬看花，但仍吸引我踏足。
勝利的女神
抵達柏林的第一天，我們漫步到大蒂爾加滕公園（Großer Tiergarten）。這個面積為大安森林公園八倍有餘的公園，仍只是德國第三大、柏林第二大的市內公園，而且不到第一大公園滕珀爾霍夫（Tempelhofer Feld）的五分之三，足見柏林的公園占地之廣。
我們自然是沒本事把大蒂爾加滕公園逛完，目的地其實也只有位於公園東側的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1744～1797年）為了記念使普魯士崛起的七年戰爭勝利，以及被稱為「腓特烈大帝」的伯父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年），自1788年起耗費三年時間重建這座城門。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中力抗奧地利和俄羅斯兩大強權，因此獲得軍事天才的讚譽。布蘭登堡門東側是柏林老城，西側為城外，牆面的浮雕刻畫大力士海格力斯、戰神瑪爾斯及智慧女神等，門頂則有維多利亞的女神雕像，正是勝利的象徵。
不過，我忍不住納悶，何以與信義宗淵源緊密的德國，會以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女神雕像作為表徵呢？而且布蘭登堡門並非孤例，位於西方兩公里外記念19世紀一系列戰爭勝利的勝利紀念柱（Siegessäule），頂端亦置有勝利女神雕像。或許對於德國人來說，政治、文化的象徵意義大於宗教信仰的意涵？即令如此，我還是感到違和、不解。或許這是基督教思想、價值的影響力在世俗領域式微的徵候之一。
墮落的靈魂
朋友知道我對於文史有興趣，加上我近期剛看過電影《淨化論》（Die Wannseekonferenz），所以特別安排我們到萬湖會議（Wannseekonferenz）的舉行地點一遊。萬湖位於柏林的西南方，是柏林的旅遊度假勝地，也是別墅區。1942年，納粹親衛隊（Schutzstaffel）將其中一棟別墅當作招待所，在此討論「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主導會議的親衛隊召集內政部、外交部、司法部、總理府等黨政代表與會，做出有系統屠殺猶太人的決策。《淨化論》依據會議紀錄實地拍攝，所以我對會議內容及場地均有概略印象，到現場參觀時，更是感觸良多。
抵達萬湖會議現場後，我們才知道是免費參觀。朋友解釋，德國這類與納粹、猶太人有關的紀念場地均免費供人參觀，用意是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德國的黑暗歷史。聽到這想法，我不禁比較同為軸心國的日本，其處理戰爭時期犯下罪行的態度，與德國截然不同。
這棟舉行萬湖會議的別墅被設計為紀念館，陳列最終解決方案與相關會議資料。我們在感受這座湖濱別墅高雅精緻的建築同時，也為泯滅人性的罪行感到悚然心驚。透過陳列的紀錄，可見到當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仇視，恐怕是多數共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猶太人為德國戰敗原因的陰謀論「刀刺在背傳說」（Dolchstoßlegende），反猶情緒逐漸高漲，納粹政府更在1935年頒布反猶太法《紐倫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以致德國人認為與猶太人之間是誓不兩立的戰爭關係。甚至二戰後，有不少德國人拒絕承認大屠殺的存在。
《淨化論》中，衣冠楚楚的德國政軍高層冷靜而理性地討論，如何處置千萬人的生死。他們站在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利害考量，但都服從元首，且視猶太人為芻狗。我印象最深的是代表總理府列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辛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身為牧師之子，他最憂心的是處決猶太人會有害納粹執行者的身心健康。當得知使用的是毒氣，不若槍斃造成執行者的心理負擔，他便放下了掛慮。這一幕實在極為諷刺，他披著人性的外衣關心殺人者，對被殺者卻無半點同情，更忘了自己正是始作俑者。這場大屠殺，猶太人失喪的是性命，德國人失喪的卻是靈魂。（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