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九合一選舉期間,「又老又窮」成為高雄市的都市論述名詞之一,但究竟如何才能一個城市如何發展得好?12月21日晚間,台灣人權促進會於高雄的南部辦公室舉辦「都市發展下的失落:《紐約大國民:珍雅各》紀錄片放映暨座談」,邀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與談,談論城市計畫中,居住權、文化保存、環境保護等議題的相互關係。

《紐約大國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是導演麥特・提諾爾(Matt Tyrnauer)2016年發行之紀錄片作品,由「Giloo紀實影音」社群平台引進台灣,徐世榮曾受邀出席播映與談,深感都市發展議題之重要,徐世榮爭取加碼20場次的播放權,21日的活動已是第18場。

徐世榮在播映前說明「都市計畫」相關知識。都市計畫起源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受「進步主義運動」、「專家取代政治」等風氣影響,一系列都市建設改革行動展開,但這群被認為「客觀中立」的專家們,所作所為卻與民間需要脫節,專家們甚至與業者勾結,使得都市計畫成為少數人累積財富的手段。

(攝影/林婉婷)

於是20世紀末,記者珍雅各(Jane Jacobs)透過媒體與社會運動,挑戰以羅勃・莫西斯(Robert Moses)為代表的都市計畫「典範規劃理論」,並鼓勵人民挑戰政府,提出自己真正的需要。《紐約大國民:珍雅各》正是記錄這段過程。

紀錄片以紐約市為主要背景,描述1950至1960年代發生之都市危機事件:第一是「都市更新」,政府與專家們認為建築物翻新,就能讓人民改變生活方式,連帶使生活水平也上升,但現實卻以「政策失敗」收尾。第二是「公路開發」,專家們以解決「交通堵塞」為名義,提出開發高速公路案,實際上是為圖利汽車業者,過程中產生土地徵收、住戶迫遷等議題。

片中藉由真實事件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都市計畫理論。莫西斯認為都市計畫就像醫生拿著手術刀要切除毒瘤,一切都要現代化、有秩序;但珍雅各相信城市不只是建築,是人與空間的關係。

1930年代前的紐約市被認為是世界最棒的城市,但在經濟大蕭條時期,過去被忽略的問題逐漸浮現:貧民窟、傳染疾病、環境污染、治安問題。如何讓城市「更乾淨」?以莫西斯為首的市府專家團隊們深受現代主義影響,講求「純粹」,開啟一系列破壞與重建工程;例如為避免市容混亂,大量減少中小型公共空間,試圖消滅街區人群與小販群聚的文化等。

羅勃・莫西斯(Robert Moses)。(相片提供/維基百科)

針對專家們提出的都市計畫與執行,評價走向兩極化。專家們堅信「有失才有得」,但也有人抨擊他們「以上帝的角度看待市民」,並指稱他們提出工程都是為了圖利業者,「以人民的名義破壞建築,卻不是為了人民而做。」

片中受訪的多名現代都市計畫與城市發展研究相關人士提到,人不會因為建築改變就改變生活方式與社群關係。例如將貧民窟改建成低價公共住宅,這種明顯將人類階級化與邊緣化之建設,讓人們不敢在那裡居住,因此空房率高,那些地區也成了城市治安死角,只有真正社會底層居民才被迫住在那裡。被剝奪原本生活模式的人們無所事事,開始破壞建築、傷害彼此、濫用藥物與酒精等。本想透過改變環境來提升生活的政策失敗,結局就是政府用炸藥拆毀這些建築。

珍雅各(Jane Jacobs)。(相片提供/維基百科)

但在另一套理論中,珍雅各看到了這些被視為「混亂」的缺點中,有獨特的生命力與創造性,「這個城市是每個人的舞台。」她撰寫文章,鼓勵讀者質疑權威,並準確指出市民的需要,以及莫西斯等人的都市計畫不但虛有其表,還忽略弱勢群體的居住權,簡直是掠奪城市。

珍雅各表明,繁榮的都市是「什麼都在發生」的都市。城市長期發展的原因,是因為存有人們賴以維生的要素,不能透過破壞工程完全剷除,而是順著這些要素去重新設計城市。例如車水馬龍、人潮聚集的街道,看似秩序混亂,但眾目睽睽與守望相助的特性,也成為婦女、兒童的安全守護;多樣性的商家交織出不同產業,每個人在能其中找尋資源、互相幫助。她相信社區、建築與住戶的連結性高,才能讓居民重視環境與彼此安全。

珍雅各認為都市是個生態系統,混亂的樣子其實是它的秩序所在,要明白這種秩序,就要更多觀察城市。珍雅各的記者與撰稿生涯讓她觀察到城市的每種樣貌,因此了解人們的需求,更清楚知道「不是人配合建築,而是建築為人的需要而建設」。

《紐約大國民:珍雅各》海報。(製片公司/Altimeter Films,圖片取用/IMDb)

除了知識,珍雅各也有很強的行動力與號召力。例如她居住的曼哈頓區格林尼治村面臨都市更新,要建設貧民社區。珍雅各立即發起抗議行動,甚至控告紐約市政府,最終成功阻止計劃案。正場抗爭的勝利,讓人民真正明白都市計畫是按照居住者的意思而行,不必照搬全收政府的規劃,相關的社會運動如環境保護、文資保存、女性公共決策權等隨之而起,也是市民自覺、自決的開始。

1964年在紐約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通用汽車展館辦了「飛向未來」特展,提出高速公路的概念,觀展者受到吸引,開始嚮往更便利的生活。而莫西斯也認為汽車是美國重要產業,要興盛就要有足夠公路,才能提升市場需求、產生消費動機,於是開啟一系列高速公路建設計畫。

但公路建設壓縮公共活動空間,也迫使居民改變生活方式、甚至必須搬離好不容易打拚買下的都市住處;除了居住所,很多街頭藝術也會被破壞,且都市區蓋高速公路,反而造成大塞車現象。受影響的居民們在珍雅各的感染下紛紛加入抗議運動,並成功迫使下曼哈頓區公路建設案終止。這場公民不服從抗爭的成功,也激起各地區發起反公路建設與反迫遷運動。

紀錄片末特別提及中國大規模都市計畫發展。在學者們眼中,中國都市計畫規模龐大,牽涉群體與利益眾多,但建築制式、空間死板,「與其說是現在的新都市,不如說是未來的貧民窟。」正如同珍雅各的觀點,片中學者們認為城市衰敗不只是表面上交通或移民等問題,而是複雜且細膩的問題,需要很深度的觀察才能發現,「要經營城市的改變,不是停止改變。」

(攝影/林婉婷)

片中多處引用珍雅各撰寫、1961年出版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之文章,這本書至今仍是都市研究重要參考;書中提出民眾參與都市計畫、跳脫專家權威思維等思想,並開始討論「公共利益由誰決定?」

徐世榮在播映後座談時表示,都市計畫不只是建物,與人權絕對有關。雖然為了增進「公共利益」可以徵收、重劃人民財產,但大法官釋憲400號也指出,財產權不是金錢,而是人格權、生存權,是人性的尊嚴,例如土地不只是財產,還有歷史、產業與歸屬感。因此在徵收與迫遷議題中,爭議不只是補償多寡,而是那些難以換算出金額的價值感與意義。

「何謂公共利益?」徐世榮強調,公共利益是在地居民決定的。在大法官釋憲709號裡寫明,公共利益應要履行正當行政程序,並在人民參與討論與溝通後,最終產生之共識,「這種審議式民主,才是公共利益。」徐世榮希望觀影後,大家能學習「珍雅各精神」:懂得懷疑且不斷批判與挑戰,「公共利益是共同決定,都市計畫是共同形塑,都不是專家說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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