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啟明（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資料中心研究助理、國立台灣師大歷史學系博士生）
著地萌芽
主日學起源與時代軌跡
◆世界主日學起源
主日學（Sunday School）顧名思義，係指每週日教會的信仰教育課程，旨在教導信徒認識聖經義理、實踐教會生活，使其信仰根基穩固，益發成為堅定熱心的基督徒。馬太福音記載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的心意乃是完全接納兒童，因此教會也視兒童為獨立的個體，而非附屬於成人，並期待將之培育為成熟的基督徒，故言主日學是攸關信仰核心與教會發展的重要環節。
考察世界主日學的起源，時間軸線要拉到17世紀。當時，清教徒移民到北美，胼手胝足地開疆拓土，並經常於週日進行家庭宗教教育，直到1669年始出現「Sunday School」之稱。1780年，被稱為「主日學之父」的英國報業家雷克士（Robert Raikes）為了回饋社會而興學救濟，教導貧童識字算數，其後普及到歐陸和北美，使得信仰教育和基礎教育得以揉合。
19世紀初期，歐美的主日學已很興盛；到了1889年，在倫敦更召開世界首次的「國際主日學大會」，顯然主日學已經成為世界各地教會常見的教育事工。據1928年的統計，全球設有主日學的教會近29萬間，教師近260萬人，學生逾2700萬人。由此可見，主日學教育在很早之前，就受到普世教會的重視，並呈現「拓荒」、「奠基」的精神。
◆台灣各時期主日學概況
 清末時期
清末，宣教師來台開拓，引進兒童教育的理念，在府城、岩前等地設立「教會小學」，採用新式教法，招收一般兒童，授予算數、地理、漢文、聖經等科。初期，教會小學規模不大，也未普及各地。1885年，具有教育學背景的宣教師余饒理（George Ede）仿效使徒行傳17章的信徒生活，創辦「庇哩亞會」，希望信徒「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在主日禮拜前唱詩、讀經、講故事。1889年，府城教會（太平境教會前身）正式建立規模完善、專人負責、分班上課之主日學，其他教會紛紛仿效，從而開啟主日學之新紀元。顯然的，清代台灣的主日學是為「創立的時代」，其深受宣教母國之影響，且繫於世界潮流之脈動。
 日治時期
日本時代，各地教會的主日學漸上軌道。1917年設立了「主日學部會」來輔導、協助各教會推動教育事工。1926年以降，主日學部會發揮功能，學理和實務陸續奠定，並編輯各式教材，隨之發展出組織化、系統化的模式，主日學進入「整理和擴充的時代」。
到了日治末期，由於台灣受戰爭體制影響，主日學教育的實務成效不佳，最後更因為官方干預與資源匱乏，導致教材供應中斷，教會只能在摸索中前進。當時，主日學授課仍以聖經義理為主，但越來越常使用日語上課、編教材，尤其主日學的授課常擺盪於聖經、白話字、日語，甚至國族認同的問題，一度令時人感到疑慮。儘管如此，師生人數仍屢有增加，1942年全台主日學（時稱「日曜學校」）校數計161所，教員數1287人，學生數1萬1473人。
 1950～1990年代
1951年長老教會總會成立，設置教育處，翌年委託宣教師白勵志（Daisy Pierce）研訂第一套正式的《主日學的教材》，其內容圖文並茂、生動活潑，受到教會歡迎，但初期只有設計6～8歲的教材，所以很快就又改版。另一方面，當時不少教材教法的參考書問世，提供教員許多優良的素材。
1954～1965年間，長老教會提出倍加運動（P. K. U.），希望信徒和教會數量倍增。影響所及，主日學的素質有所提升。此一時期，總會教育處進一步和中國主日學協會合作，自1961年起出版「統一課」（道光教材），其題綱明確、準備容易，使得許多師生受益。總的來看，倍加運動期間主日學的教員數由2141人增至3561人；學生數由2萬1753人增至3萬9606人，顯見主日學確有大幅成長。
1966～1989年間，長老教會因應社會的變化，提出多項宣教運動。此一時期，台灣和幾個華人地區教會共同推出「東南亞主日學教材」，只可惜匆促上路，又不夠注意神學詮釋的周延，因此使用情況並不理想，許多教會又回到「統一課」。直到1970年代，總會委派專攻基督教教育的人士著手策劃新教材，乃擷取國外課程之優點，以生活和聖經為中心，編輯出符合長老教會精神又能適情適性的教材教法，其成果頗為顯著。
然而，1980年以後，長老教會的宣教模式似乎有些停滯，且經常套用外國的教會模式，導致宣教觀點莫衷一是，連帶使得主日學人數減少，1965年尚有3萬5797名，1985年卻減少為2萬2016名，下降幅度38%。因此，有識之士在危機感的促動之下，1989年終於研訂出本土自編教材，重新將教會的根柢扎穩，主日學教育也因此邁向新的視野。
 2000年～
近年來，有些教會將主日學改到週間，也有易名為「週末快樂營」，或引入MEBIG等活潑課程，甚至在宗教教育外增加才藝教室。無論形式如何變遷，只要本乎聖經、重視基督教信仰的觀點不變，仍延續了主日學的精神。再者，對長老教會而言，更清楚界定主日學以「教導年幼至老年者，相信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並裝備訓練成為健全的基督徒為宗旨。」因此，主日學並不拘泥時間，年齡也沒有限制，若同時發展穩固的兒童、青少年、成人主日學，相信必是合上帝心意的事工。
開花結果
從主日紀念走向兒童宣教
 
教會節日普遍受信徒重視，因為聖經記載：上帝創造日月星辰，具有「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的功用；同時，聖經又記載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壓迫，希望重獲自由，並能「向耶和華守節」，恢復「上帝選民」的身分。因此，節日的意義對信徒生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每逢復活節、聖靈降臨節、聖誕節等日子，無不舉行特別禮拜及相關紀念活動，以再次激發基督徒的信仰心志。
根據教會史料記載，台灣主日學的專屬紀念日始於1934年。當時，南、北牧長聯合議事，指定4月第3個主日為「台灣主日學紀念日」（1975年改為「長榮中學紀念日」，1976年改為「教會學校紀念日」，擴大到中學、大專與神學院，沿用至今。）翌年，教會牧長為呼應世界基督教的腳步，決定於10月第3主日共同遵守「世界主日學紀念日」，呼籲各教會舉行紀念禮拜，鼓舞會友奉獻，投入教育事工。不但如此，基督徒也投書《台灣教會公報》，強調兒童受到上帝疼愛，應在大人教導下遠離罪惡，以承接未來的文化。當時的基督徒認為，連政府都如此重視初等教育，則教會更不能忽略主日學事工。從此之後，10月第3主日就成為主日學紀念日，延續至今。
特別的是，1935年對台灣基督徒而言，非常具有歷史意義，該年適逢早期主日學雛型「庇哩亞會」以及長榮中學創設50週年，同時也是宣教師巴克禮來台60週年、長老教會傳入台灣70週年。這幾個整數年，象徵基督教本土化的努力，也代表教育事業的新里程碑。
對教會發展而言，主日學紀念日的意義在於：從信仰教育的角度來看整體上帝國的宣教，例如1930年代，基督徒也是分別從歷史與聖經的角度，對教會的成長予以回顧與展望，基督徒抱持進取的觀念，對教會與社會懷著期待，並有相當數量的人經驗到信仰內涵的轉變，激發「大舉傳道」的熱心。吾人若是重新回到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福音真理，這樣的精神仍能在今天重現。
不但如此，2011年總會鑑於教育事工之多重面向，包含全齡教材出版、主日學師資培育、生命教育推廣、教育研究發展等，乃經由年會公決通過，將「世界主日學奉獻主日」更名為「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此係符合目前的宣教方向，進一步將「主日學」的精神提升，使之不拘年齡、不限期日，朝向全人教育的目標邁進，此一新的眼光頗為正確。
箴言記載：「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時至今日，主日學的意涵已經不侷限禮拜日或教室內，乃逐漸具有兒童宣教的意義，亦即兒童就是宣教的對象，也是宣教的出口，今日的兒童就是明日的教會接棒人。更要緊的是，信仰教育範疇早已涵蓋全年齡層，若能回顧過去的歷史脈絡，重視當下的教育傳承，相信對未來會有更前瞻的思考。
綜觀主日學的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其實正是長老教會在台灣的縮影。我們應該期待，無論在課程、教材、活動，都能將眼光涵蓋地上與天家、普世與本土、聖經與生活。毋庸置疑的，主日學之根基仍在於上帝的話語，透過聖經的內容，培育學生有整全的信仰，使之在信息的傳達中，充滿愛神愛人的心懷。期待吾人更多關注從兒童到全人的信仰教育，使之從福音來獲得生命的改變，進而能透過信仰的實踐，從現實的生活中來反省、見證，進而具備宣教的使命。
 
 
 
 
 
 
 
 
 
 
▲1865年，宣教師來台宣教後，引進兒童教育，並在教會設置「教會小學」，教導兒童識字、讀聖經。相片為1898年左右，拔馬（今左鎮）教會小學情景。（相片取目《使信月刊》）
 
生湠繁殖
信仰前輩從小「識道理」
回顧歷來主日學的發展，據教會規定，兒童長大後要「識道理」方能接受正式的成人洗禮，因此需要加強白話字讀寫、認識基督教信仰。當年主日學內容不外乎以詩歌與聖經義理為主，並輔以白話字、圖畫及遊戲，上課時間不長，學生卻印象深刻；同時，教會組織校長會議和主日學大會，規模漸趨完備。以下乃藉由幾位信仰前輩的親身經歷，帶我們一起穿過時光隧道。
黃俟命牧師／1890～1950年
初代台人牧師黃俟命擔任中學舍監兼宗教主任時，時常關懷住宿生，輔助其身心靈發展。在他影響下，多名學生主動至各教會帶領主日學並培養經驗。是時，黃俟命、潘道榮、鄭溪泮等牧師合力研究教材教法、組織主日學教員會、舉辦夏季學校，所以宣教師萬榮華（Edward Band）說校長是學校的「頭」，但黃氏卻是學校的「心」。
黃受惠長老／1898～1985年
台南太平境教會黃受惠長老留學東京，對幼稚教育留下深刻印象，返台後邀集會友修繕主日學教室，其後成立「愛兒園」，擔任首任園長。在他苦心經營之下，事務蓬勃發展，並向政府立案為私立太平境幼稚園，形成「主日學」和「幼稚園」相輔相成的模範。
黃武東牧師／1909～1994年
前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非常喜歡隨家人共赴教會。他7歲隨父親入信、習白話字，其課本名曰「字母」，他自述年幼懵懂，學到11歲才記住。1935年，黃武東就任斗六教會，是時教會振興，會友增加，主日學教室無法容納學生，必須借用禮拜堂、宿舍或空地。不久，該會獲得良機，設立通風、採光、設備均佳的專用教室。顯然，童年的基礎是黃武東日後致力於主日學的契機。
蘭大弼醫師／1914～2010年
獻身中部醫療傳教的蘭大弼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IV）自述，幼時愛吟聖歌，聆聽耶穌事蹟以及結交台人友伴。他認為白話字比漢字簡單，便於記憶台語詞彙，對於後來在泉州的醫務推廣有相當注意。其母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是彰化教會最資深的主日學教員，她帶領彰化醫館員工教導詩歌、聖經故事，組織兒童合唱團，學生超過百人。
林高雪貞長老／1926～2006年
曾任岡山教會長老的林高雪貞，自述幼時的聖經基礎始於主日學，尤其是懷孕女教員唱「背嬰兒」詩歌模樣，既逗趣又辛苦。而更「辛苦」的還有和她同齡的牧師之子，不但要掃地，聽故事要坐第一排，還得跟著參加主日禮拜。後來，林高雪貞赴日就讀青山學院，童年經驗成為人生重要的回憶。
賴永祥長老／1922年～
教會史學者、前哈佛燕京圖書館副館長賴永祥長老，於1930年左右開始上主日學，認為詩歌、故事、遊戲、讀經等內容有趣又有益。賴氏從小接觸聖經故事，熟習白話字，年紀輕輕已能勝任主日學助教。
高俊明牧師／1929年～
前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的母親，畢生重視信仰教育和社會服務，對兒童春風化雨，數十年如一日。她曾任長老、婦女會長、中會婦女部長、長榮女中校友會長和董事長，獻身培育事工不遺餘力。有趣的是，高家毗鄰教會，對高俊明卻是「地利之不便」，他坦承幼時對教會缺乏興趣，常找藉口玩耍，是個「令父母親煩惱擔憂的小孩」。不過，母親的良好榜樣確實也造就了高俊明的信仰根基，影響其投入社會關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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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理念示意圖；日治時期，潘道榮牧師出任全台主日學主事，與牧長合力研究教材及教法。（圖表取自《主日學中心之問題》）
 
 
 
 
▲台灣主日學兒童人數之變化
 
 
 
 
 
 
 
▲1935年（昭和10年），適逢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70週年，主日學部會表揚資深教員；圖為安平教會張阿好當年獲得的獎狀。（相片取自安平教會1998年出版之設教百週年紀念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