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沒教的台灣大屠殺

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的未竟之業   尚需你我攜手投入心力關懷

【陳逸凡專題報導】228事件邁入69週年,然轉型正義始終無法真正落實,隨著台灣社會不斷探尋求索,真相逐漸清楚呈現在世人眼前。對於有系統的大規模殺害,聯合國大會在2005年11月通過第60/7號決議,訂定每年1月27日為「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這個日子與台灣的228事件僅相隔約1個月。

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的由來,是為了記念1945年的1月27日蘇聯軍隊發現納粹德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數百萬人在折磨與虐待中慘遭有系統屠殺而喪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特別指出,「否認歷史事實,尤其是大屠殺這樣一個重要歷史事實,是不能接受的。同樣,呼籲滅絕任何國家或人民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為此,聯合國也積極推動相關的外展方案,不僅在每年的這一天舉辦各式紀念活動,歷年來更曾舉辦圓桌討論會、出版相關教材包含影片、書籍、雜誌、海報等,上傳網路供使用者下載,顯見國際社會對阻止大屠殺行為再次發生的重視。

台灣地處東亞要衝,卻也因此遭受殖民者覬覦,住民始終擺脫不了遭外來政權殖民的命運,大屠殺事件更屢見不鮮。自1945年以來,台灣的歷史教育卻受到統治者刻意忽略,常付之闕如,直至近年才稍有改善,即便如此,關於台灣史教育的政治角力中,仍可見到保守勢力的反撲。

為了彌補這段「被消失的台灣歷史」,本期新聞專題依照時代先後,規劃過往學校刻意忽略的大屠殺事件,從鄭成功屠殺荷蘭人與平埔族人、清國屠殺撒奇萊雅族人、在八卦山設立「鎮番亭」、日本時代的雲林大屠殺、霧社事件、國民政府的228事件、白色恐怖,並介紹處境與台灣相似,講述愛爾蘭獨立歷史的電影《吹動大麥的風》,與讀者共同上一堂被遺忘的歷史課,緬懷這片土地上曾留下的血淚。

1670,鄭成功屠殺平埔族與荷蘭人

【邱國榮專題報導】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出版的《大肚番王傳奇》一書,詳述了16、17世紀,由巴布拉族、巴布薩族、巴則海族、洪雅族及道卡斯族所建立的跨族群王國──大肚王國,全盛時期領域範圍南到鹿港、北至桃園。直到鄭成功領兵渡海來台,與大肚王國轄下沙鹿社短兵相接,1670年鄭成功嫡長子鄭經及將領劉國軒侵略沙鹿社,全社遭鄭軍屠殺,根據《台灣通史》記載,全社僅剩6人倖免於難。

鄭成功渡海至台灣、趕走荷蘭人之後,為了反清,實施「兵農合一」政策,積極擴張領土、施行屯墾,亟欲統治台灣。於是無可避免與大肚王國爆發衝突,鄭氏的屯墾行動,勢必對大肚王國展開軍事侵略,此舉不但令平埔族失去傳統生活領域,更導致嚴重的生存危機,雙方間發生數次衝突,而最終也成為鄭氏屠殺平埔族的導火線。根據清朝閩知府官員郁永河著《裨海紀遊》、《番境補遺》的記載,鄭氏屠殺平埔族後,大肚王轄下的大肚社遷往埔里,水裡社則逃往南投水里,此後雙方爭鬥互有勝負,最後大肚王國轄下的殘餘居民退守山區,鄭軍則在燒毀平埔族聚落地撤退回駐營處。

鄭成功不僅屠殺平埔族,也屠殺當時在台灣的荷蘭人。如陳列於台南市「延平郡王祠」的《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該幅圖便說明此一史實。范無如區是一名荷蘭牧師,根據文獻,鄭成功登台初期,因遭遇大肚王國頑強抵抗,損失慘重,而鄭氏認為平埔族是受到荷蘭人煽動抵抗,於是遷怒荷蘭人,《傳教士范無如區訣別圖》就是根據當時情境所描繪的真實故事。《被遺誤的台灣》(Neglected Formosa)記載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長官揆一對鄭成功的控訴,書中也指出鄭氏部眾在登陸後,屠殺荷蘭人,強暴荷蘭婦女,並將傳教士釘在十字架上。

1732,大甲西社事件

【林家鴻專題報導】彰化縣八卦山大佛名聞遐邇,回溯其前身為「鎮番亭」的歷史,卻隱藏一段移民史故事中不光彩的一頁:清國曾有計畫的對台灣原住民族,實行大屠殺與種族滅絕。

18世紀初「大甲西社事件」,是歷史上台灣平埔族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武力抗爭事件;1723年,清國在廣居平埔原住民族的台灣中部增設「彰化縣」,以「彰顯王化」之意表其華夏文化教化夷狄的種族優越心態。當時原住民面臨清國官兵進駐及漢人拓墾,生存空間受到威脅,尤其住在縱貫道(台1線前身)附近者被要求服大量勞役,為往來官員駕牛車、牽舟渡河、供應糧食及建材運輸等,鐵砧山旁的道卡斯族大甲西社因不滿勞役過重和婦女常遭漢人調戲,1731年憤而聯合同族大甲溪到苑裡溪一帶的「蓬山八社」起義,攻擊燒毀在今沙鹿的衙門。

事變2個月後,攻擊不敵清廷火炮而平息,但清國已開始有計畫屠殺大甲西社男女老幼,焚燒房屋倉廒200餘間,族人或死或逃入森林。

1732年,福建分巡台灣道倪象愷的表親為了立功,濫殺巴布拉族大肚社5名已歸順的運糧族人,謊稱剿滅大甲西社「作亂生番」,被誣賴的大肚社憤而聯合大甲西社、沙轆社(今沙鹿)、牛罵頭社(清水)、樸子籬社(豐原)、貓羅社(芬園)等十餘社約2000多人圍攻彰化縣城,焚燒數十里民房。清國藉機進一步掃蕩西海岸原住民族,徵調唐山6000多名官兵,並在漢人移民大量協助下,以7個月擒獲男、婦千餘名,陣斬首級41名,並將林武力等13名頭目梟首示眾,從此原住民族勢力幾乎完全衰退,有利推行漢化政策,清廷為表彰軍功,便於八卦山上建「鎮番亭」,後毀於天地會的抗清戰火中,1956年,於原址重建大佛。

1878,加禮宛事件

【邱國榮專題報導】百餘年來隱身在阿美族裡的撒奇萊雅族,終於在2007年獲得政府合法正名、承認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一支,正式脫離阿美族。撒奇萊雅族之所以隱身於阿美族,主因是族人曾遭清國屠殺,史稱「加禮宛事件」,此事件使得撒奇萊雅族幾乎慘遭滅絕,倖存的族人自此隱匿在阿美族中,獲得保護。撒奇萊雅人曾經是北花蓮奇萊平原最大支的原住民族群,主要分佈於花蓮奇萊平原,但如今人口數量非常稀少,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的統計資料,全台僅剩828名族人。

清國統治台灣時期,撒奇萊雅族具有奇萊平原領導地位,為了保衛既有領域,曾與清軍發生多次大規模武裝衝突。根據國立東華大學出版的《加禮宛戰役》一書記載,晚清重臣沈葆楨,在擔任台灣海防欽差大臣實行「開山撫番」政策,致使漢人大量移民入台、侵犯原住民領域。清國在台灣實行開山撫番政策,在東部卻遭遇撒奇萊雅族頑強抵抗。

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抵抗清帝國入侵部落。經過激戰數次,噶瑪蘭族戰敗,遭到清軍總兵吳光亮率兵進庄展開屠殺,倖存的噶瑪蘭族人往南逃,逃到今日的花蓮縣豐濱鄉,於當時建立新社,也就是今時的「新社村」;此外,清國為了要成功剿滅撒奇萊雅族,採取火攻方式,強力剷除部落,族人慘遭清軍毒手幾乎滅絕,史稱「加禮宛事件」。

清軍與撒奇萊雅在經過多次激戰後,清軍好不容易居上風,於是開始對撒奇萊雅部社展開大屠殺。為了殺雞儆猴,撒奇萊雅族大頭目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及其妻子伊婕‧卡娜蕭(Icep Kanasaw)首當其衝,遭清軍凌遲處死。而倖存的族人為了躲避清軍的追殺,只能含淚隱藏自己的文化和語言,融入阿美族的生活中。

1896,雲林大屠殺

【林家鴻專題報導】1895年清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直至1902年止,台灣民間各地武裝抗日活動風起雲湧,尤以中部雲林古坑人柯鐵虎為首的「鐵國山」義軍最受關注,1896年6月甚而衍生慘絕人寰的「雲林大屠殺」(日本稱雲林の虐殺)。

抗日軍首領柯鐵因武藝絕倫,人稱「鐵虎」,他以地勢險要的大坪頂(今雲林古坑)作為抗日基地,命名「鐵國山」。1895年起約18歲的柯鐵虎率領簡義等人,抵抗日軍南侵,由於他善於以寡擊眾,跟隨者日增。隔年6月10日,台中縣派兵於「斗六街」駐守轄下新增設的「雲林支廳」,柯等人聞訊憤慨,率600多人突擊致勝。鐵國山固若金湯,日軍屢攻不破,期間守備隊憲兵小隊長中村道明及20餘名部屬鎮守之下,幾乎全軍覆沒,令雲林支廳廳長松村雄之進憎恨反抗軍入骨。

6月18日,日軍抵鐵國山復仇,但撲空;19至23日轉往雲林東南一帶掃蕩,松村雄之進稱「雲林轄下無良民」,將村莊皆視為「匪窖」加以焚毀,軍、憲、警不分青紅皂白,對百姓施展無差別屠殺,共造成4947戶民房燒毀,波及55個街庄,尤以斗六街及石龜溪庄最慘重。

至於大屠殺死亡人數,日本教科書商扶桑社稱犧牲者數不明;今村平藏在《雲煙瘴雨日誌》稱1萬餘人,台灣民間相傳超過3萬人。此事件後經在台洋商及宣教師投書國際媒體,引發全球譁然,日方為此「暫時」將松村雄之進予以免職,守備隊長判12年徒刑。松村1898年出任北海道任支廳長,後來也當議員,1921年辭世。

雲林大屠殺對台最大的影響是,日本無意間發現清國的保甲制度,便沿用制度使台人互相監控,彌補警察管理不足,進而完全統治台灣。

1930,霧社事件

【Umav專題報導】1930年10月爆發的「霧社事件」,是著名的抗日事件,也是西來庵事件後,台灣最後一次的激烈武裝抗日行動。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不滿日方長期壓迫,領導族人襲擊日人,引發日軍展開一系列報復行徑,不只出動飛機、砲彈等現代化武器,甚至投擲違反國際戰爭公約的生化毒氣彈,此舉引發日本國會內部與國際輿論的譴責。

莫那魯道拒絕接受日軍招降,親手殺了自己妻小後自縊。武力懸殊之下,日軍殲滅了賽德克族人約65%人口,不願歸順的族人遭捕槍決、刑求致死。當地原有1200多名賽德克族人,隔年僅剩200餘名生還者,幾近滅族,儼然是場大屠殺。

為清除抗日族人,日軍對霧社原住民族人採取無差別殺害,甚至攻擊不設防村落,並進行「以番制番」,攏絡親日的部族「出草」抗日遺族,還「論功行賞」給予不同首級價碼的獎金,使原住民自相殘殺。隔年,善用分化策略的日方,將剩餘生還者遷離部落,集中管理至川中島(現南投仁愛鄉清流部落),族人或因水土不服患病而死、或因憂傷自殺,更多人對此痛苦回憶噤聲一輩子。原屬於他們的土地則被日本政府分給其他社群,做為協助鎮壓的獎賞。

榮獲國內外獎項的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使莫那魯道的故事聲名大噪,甚少人詳知後續日治政府如何對霧社原住民族人展開大規模屠殺與情感分化,使數個部落分崩離析的史實。2001年,台灣央行發行了幣值20元的莫那魯道肖像紀念幣,那閃耀的金色幣面背後是這段血跡斑斑的歷史,原住民族群血淚的生命故事,也提醒著國家未竟的轉型正義。

1947,二二八事件

【陳怡萱專題報導】「二二八事件」究其背景,並非單一因素能解釋。台灣歷經50年日本統治,對中國政治制度與社會現況缺乏了解,語言、生活習慣、價值觀相去甚遠;加上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均未有妥善制度與管理,民間漸形成不滿。此外,行政長官陳儀個性剛愎,官民關係惡劣,有識之士早已預感危機瀕臨,然而長官公署猶渾然不覺。

1947年2月27日上午11時,緝私員與憲警單位因查緝私菸處理失當,一名婦女遭查緝人員用槍管打頭而流血,民眾憤而包圍官員後衝突逐漸擴大,導致2月28日部分台北市民請願示威並罷工,最終進而演變成省籍衝突。此次抗爭與衝突迅速蔓延全島,使單純的治安事件變質為政治運動,地方領袖乘機要求改革,部分地區也因接收武器,發生武裝衝突。

事件爆發後,各地衝突不斷擴大,部分地區的共產黨乃乘機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嘉義地區則顯現出不同的特質:第一,各地民眾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飛機場的軍事行動;第二,獲得不少嘉義地區社會人士支持行動。

3月3日起,高雄群眾漸有激烈行動,圍攻一○五後方醫院與憲兵隊等地。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認為此舉形同叛亂,6日下午扣留上山談判的代表,出兵鎮壓、穩定高雄地區紛擾不安的局面,但軍事攻擊行動也造成高雄市政府內、火車站前無辜民眾的傷亡。

爾後的清鄉工作,主要目的在逮捕潛逃嫌犯、收繳武器軍品、清查戶口、辦理自新、取得連保連坐切結等,然而其中仍有不少挾怨報復的情況,造成許多民眾傷亡及社會肅殺氣氛,可說是二二八事件衝突創傷久久未能癒合的重要原因。

1949,白色恐怖

【陳怡萱專題報導】白色恐怖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進行大規模鎮壓、槍殺革命黨與革命分子的恐怖統治時期稱之為「白色恐怖」。

從1949年5月20日至1992年5月22日為止,台灣人經歷了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時期。中華民國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戒嚴令,宣告自1949年5月20日起在台灣全境實施戒嚴;同年5月24日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防止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擴散,但事實上國民黨政府卻藉此剷除異己、鞏固威權體制的領導中心,對於批評或反對國民黨者、持不同政見,例如主張台灣獨立思想者等進行整肅迫害,造成大量冤死、冤獄、傷殘,嚴重損害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心靈。

這段時期,政府縱容情治單位介入人民活動,通行標語與口號諸如「消滅萬惡共匪」、「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槍斃共產黨」等。只要是匪諜、嫌疑犯、曾去過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延安者、親共者、思念大陸家鄉者、或有異見、異言者,均可不經審判,或交由簡易軍事法庭加以逮捕執行槍決,少數行為較輕者則判入獄。

光以1950至1955年為例,國民黨政府5年間在台灣至少殺害8000名以上的外省與本省籍匪諜、知識分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另外,更有相等數目遭判處10年以上有期及無期徒刑。直到1984年12月,最後2名在1950年代遭判終身監禁的政治犯林書揚與李金木,在坐滿34年又7個月牢遭釋放出獄後;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1992年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終結言論叛亂罪的法律依據,白色恐怖才算意義上的結束。

  悲情愛爾蘭 吹動大麥的風  

【陳逸凡專題報導】「如果我們說出歷史的真相,或許我們就會說出現在的真相。」這是英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在2006年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頒獎典禮上所說的話。

肯‧洛區執導的電影《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片名引自愛爾蘭詩人兼作曲家喬伊斯(Robert Dwyer Joyce ,1830~1883)的愛國民謠,赤裸描述1920年代英國在愛爾蘭實行高壓統治,禁絕一切集會、濫殺無辜百姓、歧視當地語言等種種暴行,愛爾蘭人民為了尋求獨立,組織游擊隊「愛爾蘭共和軍」對抗英軍,最終迫使英軍簽署終戰協定,然而和平卻仍然沒有降臨。

終戰協定中,北愛爾蘭遭到犧牲,仍隸屬於英國,然而簽署協定的愛爾蘭菁英卻不願再戰,因此部分愛爾蘭共和軍成員再次轉入地下進行武裝革命,從前並肩而戰的兄弟成為敵人,過去的革命者轉身成為鎮壓者,電影就在憂鬱而沉重的氣氛中落幕。

電影上映後,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殊榮,評審指出,這是一部愛爾蘭問題教育片,濃厚的人文關懷精神深深打動人心。然而因涉及爭議歷史,卻在英國內部引起極大爭論,甚至有人撰文指控肯‧洛區憎恨自己的國家,把英國人描寫成虐待成性、把愛爾蘭獨立分子描寫成浪漫的理想主義戰士、這齣電影猶如希特勒的自傳等。

對照台灣歷史,過往發生在政權入侵與轉換時的大屠殺,愛爾蘭獨立前所歷經的慘痛歷史,頗有幾分相似。透過電影,讓我們再次反省,台灣是否也有說出歷史真相,並面對真實處境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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