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被稱為台灣山地宣教之父的井上伊之助，除了著名的以基督之愛轉化冤仇的故事，他「無界限」的宣教人生，能提供當代宣教不一樣的看見嗎？也一起來認識日治時期的台灣基督教歷史。
◎高井由紀（南神神學院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實際上是為了使台灣「文明化」、「西化」和「現代化」，但在心靈層面促進台灣的「日本化」（即「同化」）。
最初，基督教的宣教師和教會被視為能替前三者做出貢獻的友好力量，而受到統治當局的歡迎。然而，在台灣人民的游擊武裝抵抗於1900年代初被鎮壓後，日本從1910年代開始推行「同化政策」，進而引發基督教與相關政策的衝突，尤其是在教育領域。
1920年代的氛圍相對自由，新的信仰運動在基督教會內外不斷湧現，但到了1930年代，在軍事化的背景下，教會面臨了許多困難。例如：被懷疑與「敵人」——英美兩國有聯繫；在信仰上，獨一上帝的絕對信仰與天皇神化彼此衝突；對「愛」的教義與戰爭之間的矛盾。因此受到軍警特別的干涉和關注，也經歷許多磨難。
1940年的戰爭年代，宣教師被驅逐，統治當局向教會要求用日本人來取代基督教醫療和教育機構的領袖。最終，南部與北部的長老教會，與在台日本人的教會合併，命名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
這給戰後的教會留下深遠的影響，台灣的基督教在日治時期的發展，就是從這樣的背景下展開，以下列舉四個特點：
１ 台灣教會的組織與自治精神
日治時期台灣教會的發展，可解釋為從外國宣教師領導，逐漸轉由本土信徒自治的過程。教會逐漸被組織成長老教會的結構，包括小會、中會和大會。1895年，日本即將來台統治時，「南部大會」成立；1904年，成立「北部中會」。
長老教會的正式名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在1912年全台灣「大會」成立時首次採用的。1910年代後，本土傳道人開始強調教會的自養、自治和自傳，使領導權逐漸從外國宣教師轉移到本土領袖手中。1920年代的民族自決運動也對教會產生了影響，催生出台灣基督徒青年的「Y.M.C.A.」運動和對「四百萬同胞」的宣教使命感。
２ 中產階級的形成與日本教育的影響
日本統治前的台灣，一般民眾受教育的機會非常有限。然而，宣教師透過教會、中學教育和神學教育，為信徒及其子弟提供現代西方教育。早期信徒主要來自社會底層，但透過基督教，他們比其他台灣人更早接受現代教育，也積極參與日本當局引入的現代教育，讓子女前往日本「內地」留學。結果，教會的子弟高比率受了高等教育，成為醫生、律師、教師、實業家和藝術家等，形成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
透過在日本的留學，這些基督徒青年接觸到法治觀念、民主主義、民族自決主義等政治思想，同時也接觸日本教會和神學教育，進而使自由主義神學和無教會主義影響到台灣教會。
３ 基督教的多元化
在日治時期之前，台灣的基督教只有天主教和長老教會，但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開始，日本基督教會（長老會）和日本聖公會進入台灣，建立了日本人的教會。1910年代，日本組合基督教會（公理會）也在台北建立教會。
1920年代以後，靈恩或類似形式的基督教在台灣迅速發展，例如日本聖教會和中國的真耶穌教會，或者從日本來的天幕傳道隊舉辦的復興式佈道會。在1930年代，宋尚節的奮興佈道會取得了特別的成功。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日本衛理公會、日本救世軍、日本復臨安息日會陸續在台灣建立教會。另外，台北地區也開始有無教會主義者的聚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日本基督教會一直保持友好關係，但由於日本教會主要是針對日本人，因此除了台北一些教會領袖和青年，台日基督徒的交流相對有限。
４ 福音開始傳入山地原住民社群
當時，英格蘭和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會，皆認為原住民宣教是日本教會的責任，但因日本政策嚴禁，任何教會都不可能組織原住民宣教。僅能支持在特殊情況下入山的基督徒，如井上伊之助。直到1930年代，才因著第一位受洗而信主的太魯閣族婦女Ciwang Iwal（姬望）等原住民傳道人，福音繞過了警察的審查，傳遍了許多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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