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高雄市勞工博物館在自去年8月24日起於場館三樓推出常設展「點時成今：影響台灣的勞動事件展」，並在今年配合展覽舉辦系列講座。第二場以「台灣閃耀勞工：最大規模的罷工事件」為題，邀請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秘書長陳柏謙主持，《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作者、愛丁堡大學博士蔣闊宇，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教授李文環與談，聚焦在1927年爆發、從高雄台灣機械工友會開始並擴散、串連成為的「全台總罷工」，以及「台灣文化協會」在當時的關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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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台灣機械工友會是台灣鐵工所、淺野洋灰株式會社、總督府鐵道部工廠等跨單位組成的職業工會，成立時有600名會員，具相當規模。在日本殖民時期，勞資爭議不單單是薪資和工時問題，更涉及到「民族不平等」；例如日本職員與台灣職員的日薪落差，以及台灣職員繳交工廠羽球社團和野球社團費用，卻沒有辦法實質參與等。
蔣闊宇指出，最開始資方面對勞方抗議，提出「融和會」取代工會的因應策略，但台灣職員沒有接受、仍然加入工會；資方亦派警察介入、干擾工會在4月初舉行的成立大會。雖然工會仍然成立，但會長王風隨即遭資方以「不良職工」為由解僱；工會為此發起罷工，在與資方談判破局後又有超過百名罷工者遭解職。
高雄台灣機械工友會和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機械工友會、台灣農民組合等多個工會、組織串連，促進資源互通，例如農組支援伙食、文協發起援助募款。為喚起資方正視，4月22日進一步演變為「全台總罷工」，約有4000人參與；後因警方鎮壓而失敗。當時警方甚至提早於21日就開始抓捕參與罷工、具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參與者，例如當時文協新領導人連溫卿。
蔣闊宇說明，「全台總罷工」有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之處，例如1927年5月1日還有一次總罷工，而在5月1日透過「一日罷工」來表達勞動心聲，也是當時國際工運潮流；另跨企業工會緊密串連這件事本身也具有國際化特質，事實上《台灣民報》大篇幅報導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也成為當時台灣工運的借鏡。
李文環則認為，「全台總罷工」的特別在於「能量」，勞工將對於勞動現況的不滿轉化為實際的權益爭取運動；尤其今年是高雄設市百週年，因此1927年、1928年實為高雄工業發展初期，卻立刻迸發出大規模的工運。而這當中，定期舉辦演講會、具有行動力的文協所扮演的「知識啟蒙」角色相當關鍵。
雖然在「全台總罷工」後，文協也面臨組織變動，「右派」與「左派」立場分離。但不可否認的是，雖然路線不同，但文協成員持續投入社會運動。例如高雄二二八事件罹難者「黃賜」是文協成員、工友會繼任會長，也是1928年爆發的「淺野水泥高雄工場大罷工」總指揮。不過關於李文環坦言，與黃賜相關的歷史尚待發掘，這段台灣史存在需要填補的斷層。
關於「全台總罷工」的當代意義，蔣闊宇指出，現在「企業工會」有內向性格，著眼於自身利益和內部事務；與日治時期的跨企業「職業工會」所展現的樣貌與能發揮的能量相當不同。這其中演變可以追溯到1947年，因為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與更多待研究之因素，使得台灣首次開始「企業工會」制度並在國營事業中推動籌組，在法律與政治的互相配合下，形塑出現代台灣工會生態。而李文環指出，由高雄向外擴散的「全台總罷工」是高雄勞動歷史的重要資產，顯示出「組織」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