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編踏話頭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克先所做的研究報告最近公布,內容涉及威權時代政府情治系統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監控資料與訪談。對於所有的當事人來說,早已塵封的往事,如今再次重見天日,無論是帶著愧疚、費解、無奈或恍然大悟,歷史的大是大非,也許並不如後人所想的那麼簡單而直接。威權時期各種監控檔案公諸於世,無疑讓光明得以照進黑暗之中,正如天使攪動畢士大池的池水所激起的漣漪般,為這段晦暗的歷史帶來真相、公義、憐憫、和解與醫治。

 


5月4日黃克先(右一)在促轉會發表會報告。(相片提供/促轉會)

【林宜瑩專題報導】到底誰是國民黨的抓耙仔?根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克先的《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書》,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後,情治單位便成立「819專案」,全面監控長老教會牧師、長老、信徒情況,資料中共有4051人遭監控,分成友好、中立、不友好等類別,所謂的「線民」(又被稱協力者或抓耙仔)共布建1169人,每教會最少布建一人。

根據該報告書指出,1968年的〈長老會16屆總會〉是可取得的最早監控檔案。從謝緯當上長老教會總會議長後,國民黨就派員與其會面、蒐集長老教會、本土勢力與普世教協(WCC)的「親共言論」,藉此要求長老教會要保持「愛國愛黨反共」的立場。報告也附上當時「720專案小組工作人員與長老會總會議長謝緯第一次會晤之經過情形」摘錄內容:「中五組充分明瞭輔導謝緯之重要性,決定在台北市青島東路婦女之家設宴款待謝緯,祝賀當選議長之名義,展開正式接觸……包括黨國基督教人士以及警備總部代表、警務處代表。」

監控資料顯示,情治單位特別關注在總會大會期間各派之間的角力、各派有哪些菁英、誰會當選、選情研判及後續採取措施建議等,且在開會前皆事先蒐集議程和掌握可能的人事異動,沙盤推演利弊,並動員各單位分工。

警政署分析〈長老會23屆總會〉檔案摘錄:「高俊明可能在該年議會中再度提出教會應干預政治之有關提案。但由於其分子對會場控制力極強,正派人士親黨又缺乏有組織之團結精神……」可見長老教會內部存在少數反對高俊明路線的人士,就算未必成為與情治單位工作的線民,也知道其態度和風聲能透過情蒐傳到當局耳中,因此會在言談中透露對政府的期待。

根據該報告書,1980至1991年可看見情治機關監控已分工細密化,涉入歷年總會的單位包括:國民黨社工會、國安局、警備總司令部、警政署特調室、各地警察局、調查局、憲兵部等,情資回報從工作緣起、工作重點與布署、選舉人選實力分析評估建議表、不妥議案及不妥發言到謀略構想已有一定格式,且在會後皆檢附一份綜合性的調查報告。

從國安局蒐集歷次長老教會開總會大會的檔案裡,更是清楚看到情治單位如何徹底利用長老教會歷史發展遺留的各種細緻區分、隔閡,來裂解長老教會菁英,同時取得黨國想看到的成果。

該報告書的結論是,國民黨的監控效果有限,加上情治單位浮報監控情資、以不實記載獲取獎金,致使監控效能不彰。至於線民的身分,以目前檔案及其他證據可回溯性實難確認,因此黃克先認為,民眾其實不必急著「獵巫」,應審慎以對,免得造成相關當事人的困擾。

至於是否如實公布情治單位相關監控資料,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表達會同時就政治檔案開放應用議題,諮詢學者專家與被監控當事人意見,另舉辦公民審議會議進行社會討論,提高民主參與。促轉會也將儘速綜整向檔案主管機關提出,建議開放檔案相關業務的執行,應落實《政治檔案條例》規定,以回應社會期待,而《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書》,可至促轉會(tjc.gov.tw)或臉書專頁查閱或下載。

該報告書也指出,1977年的〈人權宣言〉是國安局檔案中最豐富的,雖說人權宣言主張「新而獨立的國家」,看似違反了黨國最忌諱的核心政策,但從黨國高層與長老會高層持續互動且交流說法來看,似乎雙方仍存在著某種公約數,即找尋眼前這個國家在鉅變後(中美斷交)的未來出路。

「導從工作檢討報告」中,提及「運用內部矛盾,擴大謀略成效:針對賈全(即總會)內部矛 盾,賈全與賈中(即中會)間之嫌隙、南、北兩區之衝突、元老派與少壯激進派之分歧、賈天與賈天之間不和因素(按:推測這裡所指的,應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與中華基督長老教會之間的矛盾,後者為 1949 年左右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大陸長老會人士建立),伺機進行有關謀略作為,期使爭取賈天多數友好人士,以導正賈天活動,化阻力為助力。」尤以南部 vs.北部(或以南神派 vs.台神派外顯)、漢人vs.原住民最常被使用。

該報告書內容也提及許多人是被監控者、協力者(協助情治單位與長老教會之間溝通聯繫)甚至是線民,也詳述情治單位如何透過教會內幕長擔任的線民,介入長老教會總會年會的幹部選舉;黃克先也約訪當年被監控者如黃伯和、鄭國忠等人,以及被指為情治單位「協力者」(線民)的牧師,也直接點出一些當時長老教會高層牧者的姓名,就是與各個情治單位接頭的人。

該報告書的結論是,國民黨的監控效果有限,加上情治單位浮報監控情資、不實記載以獲取獎金,致使監控效能不彰;至於線民的真實身分,以目前檔案及其他證據可回溯性實難確認,因此黃克先認為,民眾其實不必急著「獵巫」,應審慎以對,免得造成相關當事人的困擾。

至於促轉會是否會如實公布情治單位相關監控資料,表達會同時就政治檔案開放應用議題,諮詢學者專家與被監控當事人意見,另舉辦公民審議會議進行社會討論,提高民主參與,促轉會也將儘速綜整向檔案主管機關提出,建議開放檔案相關業務的執行,應落實政治檔案條例相關規定,以回應社會期待,而「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之研究成果報告書」,大家可先至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tjc.gov.tw)或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wtjc點入查閱或下載。


  與情治人員交手    

  暗潮洶湧 線民廣布教會中  

【林宜瑩專題報導】在牧師高俊明因藏匿施明德案被捕入獄期間,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代理總幹事的牧師謝禧明表示,那時情治單位想探詢總會內部的情況,為避免不勝其擾,包括翁修恭、張清庚、賴俊明等總會幹部討論後,決定向七大情治單位提出「單一窗口」的要求,最後由他與警備總部的何濟源對口,結果,教會界有人繪聲繪影說他(謝禧明)就是國民黨的線民(抓耙仔),多年來讓他蒙受不白之冤。

「這次促轉會委派台大社會系黃克先副教授也兩度來採訪我。」謝禧明說,黃克先告訴他,在情治單位的檔案中,有多次提到他與警總的聯繫內容,甚至還寫他有領錢跟周旋林義雄案等。謝禧明聽聞感到相當詫異,直言若有他親自簽領等具體證據就請公諸於世,因為他相信清者自清,人們可自行判斷,而且他根本沒接觸過林義雄案。

謝禧明說,就算情治單位請何濟源與他單一對口,在每次總委會結束,還是有好幾人打電話給保安、警務處、調查局、軍法處、空軍總司令等單位回報,為什麼他會知道?因為,當他與何濟源每週一次碰面時,還沒等他開口,何濟源就先反過來跟他求證總委會的狀況,讓謝禧明意識到早有人透露訊息,何濟源僅確認訊息正確與否而已。

謝禧明直言,當時情治單位布局的線民都絕非長老教會裡的「小咖」,而是具影響力的牧長,在比對與何濟源多年互動的相關資訊後,能找到蛛絲馬跡來確認。甚至,他直指高俊明藏匿施明德案,其起訴書內容或情治單位提供所謂的「證據」,其實都是收網後依情資羅織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國民黨利用情治單位讓高俊明入獄的企圖,在抓捕之前,「劇本早就寫好了。」

「當高俊明牧師出獄後,仍然請謝禧明牧師擔任助理總幹事,我當時就知道,高牧師非常信任謝牧師。」擔任總會總幹事秘書長達43年的施瑞雲說,她被捲入藏匿施明德案的審訊內容,確實是情治單位早就寫好的,而不是她的自白。總會有領情治單位情資費的抓耙仔牧長她也時有所聞,只是她不明白:這些牧長怎會賣了自己的信仰與靈魂呢?

  笑裡藏刀 車後座驚見破綻  

【林宜瑩專題報導】「我爸爸(高華夏)曾被國民黨招待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助理總幹事、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兼任委員’Eleng Tjaljimaraw(高天惠)牧師坦言,過去戒嚴時期,原住民牧者確實被國民黨利誘威脅、軟硬兼施。她印象深刻的,是父親寫日記的政治大學皮製封面精美簿本,那是國民黨軟的略施小惠;在硬的部分,就是警察每週到教會要求父親將講道題目、經文與內容送至派出所,「這對牧者尊嚴、自尊心的傷害有多大。」

‘Eleng Tjaljimaraw說,她父親與曾任玉山神學院代理院長的英國宣教師懷約翰牧師(Rev. John Whitehorn)、牧師許有才等人都很熟,民主意識很早覺醒。甚至高華夏對她說,弟弟妹妹都可以加入國民黨,可是身為長女的她就不可以,因為高華夏早有打算讓’Eleng Tjaljimaraw也走在牧職的路上。

‘Eleng Tjaljimaraw表示,國民黨能成功掌控原住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各部落都設有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透過舉辦合唱團等各類活動來拉攏關係,甚至還派黨工進入學校、教會擔任重要幹部。加上長老教會聘牧、長執都是透過選舉制度,一些牧傳只能與其妥協,在講道時也不提敏感政治議題,甚至還需要公開支持國民黨,才得以取信於那些具有黨工身分的信徒或長執。

‘Eleng Tjaljimaraw說,在她成為Payuan(排灣)族第一位女牧師後,一位以前同班、具有國民黨員身分的同學刻意接近她,還常開車載她參加高雄、鳳山有關長老教會的會議。某次,’Eleng Tjaljimaraw突然看見那人的車後放有一個警察使用、可移動的警車燈,還有意無意打聽有關鄭兒玉、許天賢等牧師的訊息,還好她有先警覺到,就淡淡回她:「想知道什麼都可以去看《台灣教會公報》,上面都有寫。」後來也就慢慢與其疏遠、不再聯絡。

‘Eleng Tjaljimaraw坦言,至今仍未看到國民黨如何將黑手伸入長老教會幹部選舉的檔案,她懷疑相關檔案可能還在藏匿或早已遭銷毀,期望促轉會早日查找出來,公諸於世。


 政治檔案會說話   道出真相細節

(本圖及以下相片提供/國家人權博物館)

【邱國榮專題報導】《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是一本認識政治檔案的入門工具書,是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合作推出,於5月8日下午在人權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舉辦新書發表會,邀請該書的作者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進金、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蘇慶軒、中研院台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國史館協修吳俊瑩等,分享自身解讀政治檔案的經驗,以及該如何使用這本書。本專題將分別報導各個作者的分享。

2018年立法院通過《政治檔案條例》後,人權館便每年舉辦「政治檔案解讀研習營」,其中,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藝術創作者參與,而館方也期待藉由出版這本書,能普及化政治檔案解讀技巧,使民眾不再難以理解政治檔案。

人權館館長陳俊宏在座談中強調,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經常談及四大任務:「追求真相」「體制咎責」「政治受難者的補償」「不再發生」等,而人權館要開啟的是第五個任務:「追憶」,也就是要在既有檔案的基礎上,進行歷史記憶的保存、社會對話與教育推廣。此外,他指出,台灣白色恐怖是高度體制化的過程,然而檔案不等於真相,其複雜性更需要謹慎解讀,才能夠真正幫助人們認識這段歷史。

《政治檔案會說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傳授解讀政治檔案的基本認識,從政治檔案的定義及開放過程說明,再進入到〈政治檔案哪裡來〉的章節,此章節介紹威權統治時期的政府機關,以及介紹政治檔案文件類型,說明政治案件當事人可能經歷的過程;而最常見的疑問「哪裡才能找到檔案」,該書整理出各個資料庫的性質與優缺點,指引民眾實際操作。除此之外,也更進一步介紹檔號結構、常見檔案用詞等實用資訊,並且在〈政治檔案解讀新手教學〉章節中,以實際政治案件為例說明。

第二部分則是由各作者輪番上陣,以蔡懋棠案、崔小萍案、蔡孝乾案、許席圖案,示範如何運用政治檔案梳理並推敲一樁政治案件的真相始末與細節中的魔鬼。


  陳進金│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刑求逼供寫自白書  
   成為荒謬判決依據  

【邱國榮台北報導】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進金以解讀「許席圖案」作範例表示,由自白書所反映出來受刑求下的精神狀態,可顯示出審判過程僅以自白書作為判決依據的荒謬。

陳進金表示,威權時代有不少政治受難者被送至收治精神疾患的花蓮玉里醫院,現在仍有檔案中的當事人住在這間醫院裡面。許席圖雖然健在,可是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距離許席圖遭國民黨政權判刑的時間已經50年了,陳進金說:「這樣的案例,其實可能還有,有關精神疾病的政治受難者,還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陳進金表示,許席圖是一位愛國的自覺青年,風靡當時高中與大學青年,卻只因為不願加入國民黨與被救國團收編,即遭到逮捕且被判刑,而在他的檔案中出現被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蔣介石竟然批示槍斃。陳進金指出,許席圖反對台獨、主張消滅萬惡共匪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些都跟國民黨一樣,唯有的不一樣是推翻國民政府,「可是國民政府早已經不存在,政府卻用不存在的東西對他判刑,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若查閱許席圖的檔案,會看到他在新竹擁有一支軍隊,有兩艘船各自停泊在香港與馬來西亞活動。陳進金表示,這是非常荒誕的紀錄,因為判決書寫許席圖案總人數24人,每人每月交付10元讓組織運作,但如此的組織並無法養一支軍隊與兩艘船,「當年就是這樣構陷年輕人罪刑。」陳進金提醒,解讀政治檔案要批判檔案、反讀檔案,以及要有自律態度,不僅對當事人有幫助,也對未來釐清歷史有幫助。


  陳翠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避免造成二度傷害   
   了解真相必須審慎   

【邱國榮專題報導】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是《政治檔案會說話》一書的推手之一,她在座談會中表示,儘管能夠從情治監控檔案看見決策過程,然而許多個人隱私的暴露、非法滲透以及監控的道德問題,也都極有可能造成二度傷害。她提醒,開放政治檔案是為了理解威權時期過程與真相,可是檔案不等於真相,檔案是各種史料的其中一種而已,尤其面對情治檔案必須持審慎態度,避免二度傷害。

陳翠蓮指出,該書介紹了一件被逼瘋的愛國自覺青年的政治檔案:許席圖案。政治受難者許席圖因被關押遭到求刑,導致罹患思覺失調疾病,被送往花蓮玉里醫院治療,除了他以外,當時在玉里醫院接受治療的政治受難者超過200人,到了2016年還有極少數人由政府持續照料。她表示,病患的身心狀況涉及個人隱私,尤其醫療隱私權,是做政治案件研究的極限,不可越線,否則會蓋過醫療倫理的問題。

陳翠蓮指出,是否要將玉里醫院所收治的政治受難者曝光,才可以理解政治案件,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用審慎的態度去看待,是否跨過醫療倫理,「我認為這部分要多想一下。」


  蘇慶軒│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不義法律溯及既往   
   導致多起冤錯假案   

【邱國榮專題報導】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蘇慶軒以《政治檔案會說話》提及的「崔小萍案」為例,指出政治檔案不僅反映了真實性問題,也顯示存在其中的法律及族群化問題。他提醒,當人們從受害者中心轉向檢討加害體制時,會不斷遇到抵抗,這正是解密政治檔案的困難之處,也是社會應該持續共同關注的地方。

「崔小萍案是冤錯假案,」蘇慶軒指出,1960年代中期,崔小萍被情治機關盯上,理由是她在少女時期曾接觸中國共產黨。但若因為檔案內容而相信官方說法,這對當事人並不公平,事實是,崔小萍跟共產黨毫無關係,因此該案涉及了法律不正義的問題。由於崔小萍步入中年後,被政府以當代法律溯及既往到她少女時期,此違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則,當時政府違反法律的原因是,大法官釋憲釋字第68與80號認定罪刑繼續,反映出當時法律的不正義,導致不少冤錯假案。

另外涉及到的是族群問題,蘇慶軒表示,類似崔小萍用年少時期接觸共產黨而遭判刑的政治受難者,大多數是外省族群,因為只有外省人在年少時於中國才有接觸共產黨的機會,國民黨政權卻在60至70年代追溯這些人年少時的背景,導致不少人因此受害。


  林正慧│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藉由政治檔案開放   
   了解判決形成過程   

【邱國榮專題報導】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林正慧在《政治檔案會說話》中闡釋的「蔡孝乾案」,顯示了過往可能會被忽略的案件背面,如中共地下黨在台灣的成員們經歷長期坐監、精神瘋狂、持續被監控下的選擇與情景。

林正慧表示,政治檔案的內容是官方視角,不必然代表真相。過去在研究檔案只有看到判決書,對於判決的過程不是很了解;現在因可以看到更多檔案,例如偵訊筆錄與看守所的報告,進而了解判決的成形過程,「其實有正反的方向,會有比較不同於判決書的情節。」

林正慧解釋,蔡孝乾是中共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1950年代初被捕,保密局鼓動他自新,透過他的供詞與線索,讓曾經參與地下黨組織或沒有參與但有相關性的人都涉案,這也是1950年代台籍人士受難的很大部分的原因。蔡孝乾受利用,雖成為情治機關的高級幹部,但行動並不自由,隨時被監控,而他因供詞影響許多人受難,影響到他的精神出現不穩狀態,進入台大醫院住院期間受到情治人員監控。

研究檔案接下來要面臨的挑戰,林正慧以國安局為例指出,開放檔案又有把關動作,是日後研究政治檔案所要面對的難題。


  吳俊瑩│國史館協修  

   轉型正義入深水區   
   穩定向前成為難題   

【邱國榮專題報導】國史館協修吳俊瑩濃縮自身研讀檔案的經驗分享《政治檔案會說話》書中的〈政治檔案哪裡找〉與〈政治檔案解讀新手教學〉等章節,他期待能夠提供讀者一個理解的途徑,同時也藉由這本書解讀「蔡懋棠案」,提醒白色恐怖晚期有更多沒有成案卻持續被監控的人。

《政治檔案條例》於2019年7月4日公布施行,吳俊瑩表示,雖然條例有規範政治檔案所載檢舉人之姓名應揭露,但情治機關為了保護線民,現在多是掩蓋姓名。不過,吳俊瑩提醒,揭露檢舉人與消息來源的姓名,將會是轉型正義逐漸踏入深水區域,一旦進入深水區,很有可能引起社會的動盪及搖晃,「因為,藍綠都有。」屆時社會該如何穩住,又同時還能夠繼續前進,這方面需要眾人關注。

吳俊瑩指出,線民的確是要被保護,可是白色恐怖期間,情治單位布建線民去監控的對象並不是敵人而是偵防,這種把情報工作變相為對內部偵防而展開的非法監視,其合理性有待商榷。針對國民黨尚有未通報的政治檔案隱匿,他表示,白恐時期的政權架構黨國不分,若社會不關注國民黨仍然隱匿的政治檔案,一旦曠日彌久,要國民黨依法移轉就會更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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