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年6月21日～2024年3月24日
地點：台灣文學館一樓展覽室C
禁書禁的從來不只是書籍本身，更禁錮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在日治時期到解嚴前後的威權統治下，台灣人民歷經數十年思想與言論的管制，各種異議之聲被消音，人民的自由受壓抑。然而，再極權的統治也關不住自由的思想。
本期介紹台灣文學館近期展覽「文壇封鎖中：台灣文學禁書展」，引領社會大眾認識「一字定生死」的肅殺時代，從而體認今日自由民主可貴的價值。
文圖◎國立台灣文學館線上展
前言：查禁的N種方式
「危害」政權一律禁！威權政府制訂查禁書刊的法律，派人收回在市面流通的禁書，被查封的書籍刊物多半集中封存或銷毀。當權者嚴厲懲罰販售、購買、閱讀禁書者，人民可能只因偷看一本書或參加一場讀書會，就遭受牢獄之災、殺身之禍。
極權監控下，風聲鶴唳，文學創作大受限制。作家下筆字字都與生存相關，深怕誤踩地雷，因此多有設限、自我檢閱，創作力大大受挫。查禁制度讓每本書都可被質疑「正當性」，人人都在揣測上意，人人心中都有小警總。
◇禁書法令依據◇ 日治時期，台灣的出版業受到《台灣出版規則》《台灣新聞紙令》等法令限制，若違反規定，下場就是挖空欄位文字或禁止在台灣販賣。皇民化運動推行後，審查更為嚴格。
1946年，國民政府頒布《違禁圖書辦法八條》，除禁止日本軍相關刊物，也查禁「詆毀總理總裁、曲解三民主義或損害中國利益」的書籍。1949年戒嚴令實施之後，國民政府陸續公布《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等管制命令，由台灣省政府、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執行。國民黨的文宣機構「第四組」有權判定哪些書應查禁。雖有法源依據，但相關主管機關、判斷標準隨時變動，不乏黨政派系的權力鬥爭因素。
1987年解嚴之後，相關法規逐漸廢除，但仍有《出版法》作為查禁的依據。直到1999年該法廢除，威權的查禁政策方走入歷史。
◇重返查禁現場◇ 保安司令部等情治單位突擊各書店、書報攤，一旦發現可疑的書籍就立刻盤查沒收。查扣禁書後，會提供一張油印收據或便條，上面寫著「奉令沒收」或「暫借」。書店老闆辛辛苦苦鋪貨，因為一紙公文就遭到沒收。此外，正在印刷廠印製的刊物也被攔截，情治單位會要求書店老闆或出版者撕去敏感內容再行販售。
1987年解嚴到1999年《出版法》廢止期間，查禁較寬鬆，檢舉或查禁者可依查扣本數計算獎金。於是，出版社會留幾本禁書供查扣人員交差，將獎金視為交保護費。
名字決定命運
戒嚴時期，國民政府查禁圖書理由百百種，最知名的「紅線」便是與左翼或中國共產黨有關聯的書籍，包含作者、譯者留滯於中國，與中國出版社有聯繫者，其著作多被視作「附匪」而遭查禁。
1945年戰後初期，台灣興起學習中文的熱潮，中文書籍欠缺，1930年代中國作家作品成為學習語言的最佳教材，但這些作家及書籍都是查禁對象。出版業者為因應市場需求，同時躲避政府查緝，只好頻繁更改書名與作者名。
◇寧可錯禁一百，不可放過一本◇ 《湯姆歷險記》因特務將作者馬克‧吐溫看成馬克思而被禁，甚至有特務誤以為馬克‧吐溫是馬克思的弟弟。英國作家毛姆因「錯把毛姆當『毛母』」，令人聯想到毛澤東的母親，他的書也不能入境。法國作家左拉因為名字有「左」，被視為與左派勾結，著作亦成禁書。
這些例子口耳相傳，雖難以證實，卻顯示當時文學動輒得咎。查禁者寧可錯禁一百，也不可放過一本。
◇改個名字再出發◇ 既然政府只看名字決定是否查禁，出版社便決定替書籍、作者改名，以規避危險。
於是，不少書籍再版時，作者名改為「本社」或「佚名」，有些則改用字或號稱之，或者移除姓名的中間字，譬如陳寅恪改為「陳寅」，朱光潛變成「朱潛」。
書寫的形式，政府來定義
除了文學，語言與歌曲也是政府查禁的對象。威權政府為控制民眾的思想，嚴格限制人民表達的形式。迫於政策，人民不僅只能使用單一語言，連創作的文學形式、歌曲也遭受諸多限制。
◇被擺布的舌頭◇ 書寫語言的強制轉換，限制了表達的管道。1937年台灣總督府限制漢文的發表，導致報紙的漢文專欄停刊，雜誌也走向全面日文化。
1945年戰後初期，國民政府禁止日文著作發表及出版。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一夕之間都成了「文盲」，必須苦學中文，費盡力氣才能重返文壇。
1885年發行的《台灣府城教會報》，以宣教師引進的教會羅馬字書寫印行。1955年已更名為《台灣教會公報》，為配合國語運動開始增加中文版內容。但在1969年被禁止以羅馬字出版，地方教會以母語出版的聖經與聖詩也遭到沒收。
◇「武」文弄墨也會禁◇ 1959年12月31日，警備總部執行「暴雨專案」，針對武俠小說查禁。第一天就查獲4萬多本的武俠小說，三天內取締了12萬本。一時之間，武俠小說幾乎在台灣絕跡。
真正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些人認為不少學生誤信書中內容，翹課上山尋找武林高手，嚴重影響課業；有人認為武俠小說宣揚行俠仗義的價值觀，有煽動人民造反之虞。
儘管被官方視為禁書，但武俠小說仍有廣大的書迷。利益驅使下，盜印本或改名再出版的武俠作品屢見不鮮。暴雨專案中，留在中國、香港的武俠小說家的作品一律查禁，還珠樓主的作品亦不能倖免，在盜印本裡署名「柳殘陽」。即使金庸成為禁書，依然有出版商將其《碧血劍》改名為《簫聲劍影》，作者為「玉郎」，另一本小說《射鵰英雄傳》，則改名為《大漠英雄傳》。
思想有毒，政府來「清潔」
戒嚴時期的大規模查禁以1954年文化清潔運動為起點，由中國文藝協會發起，以黨、政、警多方資源打擊「紅」（共產主義）、「黃」（傷風敗俗）、「黑」（政治內幕）三色作品。文化清潔運動表面上是清除這些「有毒作品」，實際上是掃除文壇與當局相左的聲音。相關掃蕩與查禁持續數十年之久，作家與出版社無不心生恐懼，深怕無端遭受懲處。
◇禁「紅」：左翼的禁忌◇ 國民政府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左傾且留在中國的作家如巴金、茅盾的作品自然成為禁書。禁「紅」行動一開始以反共為目標，後來轉為所有批評國民政府的聲音都可能是「紅色思想」。審查制度淪為打壓異己的手段，是國家暴力最赤裸的表現。
◇禁「黃」：性的禁忌◇ 與性有關的書籍，往往被貼上「黃色」標籤。郭良蕙的《心鎖》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李喬《藍彩霞的春天》描寫雛妓販賣身體的悲情，因「妨害善良風俗」遭到查禁。D. H. 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谷崎潤一郎《鍵》描寫人性與情慾，被官方認定為敗壞社會風氣的刊物。金賽博士的性學相關著作及討論男女交往的書籍《怎樣交女友》無一倖免，通通被列入禁書名單。
◇禁「黑」：政黨的祕辛◇ 文化清潔運動除了掃紅和掃黃，也掃蕩一批報導政府內幕、挖掘當權祕辛的刊物。1970年代，這類挖掘政壇內幕、刊載黨外言論的刊物書籍再次興起，成為黨外運動或言論自由的突破口，儘管屢遭查禁，卻越禁越賣，謂之：「不禁不知道，一禁做廣告！」隨著社會更趨民主自由，民眾熱切追求知的權利，政府對言論的高壓管制逐漸失去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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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987年解嚴令頒布，民主浪潮推著人民持續抗爭不公不義的法令，禁書一詞逐漸走入歷史。人們終於可以自由書寫、自在談論，再不會只是讀了幾本書，就和作家葉石濤一樣遭到審訊或判刑。已印製的刊物，不用擔心因牽扯政治事件而必須忍痛銷毀。用日文、白話字寫作的書籍，甚至成為重要文物，收藏於博物館。
看起來，禁書似乎沒有帶來太多影響？不，有時候不知道失去什麼，影響才更為巨大。那些被查禁的知識，如果沒有人冒險保存，就可能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中。若人們無法記憶失去什麼，也就無法保護那些珍貴的事物。對於禁書歷史的理解，我們除了要「解禁」被查扣的書籍，更要傳遞過去的經驗，解開思想的禁錮。我們必須時刻提醒，勿再走上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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