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逸群（台北中會三角埔教會會友）
從美國回到台灣，經過高規格的防疫洗禮和見識到國人高標準的防疫後，讓我很放心。台灣政府陸續推行疫苗追加劑（第三劑），身邊親友的踴躍，讓我不禁比較起美國鄉親對於疫苗的反抗。
對台灣民眾來說，打疫苗是保護自己與他人，即使疫苗不是免死金牌，但我們仍願意接種疫苗降低傳染風險。在美國，打疫苗卻是一種接受政府支配的象徵，我身邊的美國鄉親對於疫苗的看法是：「疫苗是政府控制人民的利器，我不想受政府控制。」「疫苗是邪惡的表徵，破壞我們原本身體系統的東西。」
一位曾確診被送往醫院治療的美國同事說：「我一直以來是保守派，不接受任何種類的疫苗，但經過這次住院，我發現因新冠病毒（COVID-19）住院的病人，有90%沒有接種疫苗，導致真正需要病床的病人無法住院治療，所以我康復後就要去接種疫苗。」這段話讓我思考美國人不踴躍接種疫苗的原因，除了自我主權的意識超乎台灣人的想像，另外一個是保險制度的不同。
台灣人的全民健保支撐了我們的醫療系統，確診民眾接受的是台灣納稅人的資源，為了不成為大眾的負擔，我們願意接種疫苗、戴上口罩來減少傳播風險；美國則完全相反。記得有一次和一位美國姊妹討論到台灣健保系統，我和夫婿稱讚完台灣全民健保後，這位姊妹冷眼說著：「政府憑什麼跟我收錢，花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應該是使用者付費才對，我不想分擔那些費用。」這句話突顯了發自內心的自私，也讓我了解原來他們的社會網絡中，較少彼此關心或是互相著想的元素。
每每觀察到文化差異，都讓我不禁思考：怎樣的社群生活才是上帝所喜悅的？在不干涉彼此的情況下，如何平衡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關心彼此之間，又要如何拿捏，不讓對方感到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