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易叡
記得5年前，從朋友那裡接過Todd Gitlin的小書《給青年行動者的信》。當時只不過和朋友們合製了一張專輯，作品旋即負載了革命的符號。決定遠行的時候，只問自己能夠學些什麼，不問學術能夠做什麼。那時，只問自己能不能真的思索出什麼東西，而不要當知識的弄臣。而今茅塞依然未開，許多才剛相信、才逐漸洞悉的符碼，在極端異化、質化的世界裡早已褪盡光芒。
一般人很難把「革命」和牛津如此食古的刻板印象連結起來，一面深入經院，一面撐船，那些不安於室的臉一一逐漸映在水面。13世紀的羅傑‧培根在愚人橋畔思索，反對典籍的爭論，提倡經驗的重要。17世紀約翰．威爾金斯和其他的自然哲學家在瓦旦學院的草坪上，倡議基於假設、驗證和團隊合作的知識生產方式，才有今日被廣納的科學方法。
信仰也是如此，19世紀的牛津運動中，揭竿者反對教會偏向羅馬，力圖發展宗教社團生活，基督徒在社會生活中的責任、對於社會問題的重視才再度獲得強調。而被後人追念的，卻也不見得是虔誠的信者。19歲浪漫詩人雪萊因為散發《無神論的必然》被大學驅逐，他的一生顛沛流離，最後在義大利死於船難，但是雪萊的衣冠卻被帶回了大學學院，以大理石鑿刻的蒼白裸身供人憑弔，大學也把陸續購得的雪萊書信當成重要資產。
我的資格考考官是科學史的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1960年代他寫的博士論文是牛津運動首腦Pusey的哲學思想，畢業之後才開始專攻科學史，研究伽利略和羅馬教會的關係。擁有大教授的頭銜，想必非常「牛津」，孰料在他寫論文的階段，竟也全程參與了1968年學運，在反道德封建和追尋自由的浪潮裡，學生佔據並廢止了大學法庭；大教授在論文答辯時拒穿學袍。
而多數人對於中古大學仍然維持著一股天真的想像，1930年代，徐志摩遊學劍橋，想拜哲學大師伯特蘭羅素為師不成，寫下了名作〈再別康橋〉，他的耽溺讓大學城蒙上一層浪漫的雲彩，但他所不知道的是羅素因為反戰立場，被三一學院罰款並革職。浪漫的文采並無法呈現懷疑論者的咄咄，羅素說：「在我的旅程中，一切值得學習的，並且在劍橋習得的事物，逐漸破碎&hellip&hellip。」
古城的夏天，經常可以側耳聽見來自台灣的童言童語。回頭一瞥，大群的孩子穿戴著名英文補習班的T-shirt、帽子和背包，在商業公關的包裝之下，大學城依然倨傲著她悠久的歷史，依然享受著哈利波特替基督聖堂賺的滾滾財源，依然鋪著文青筆下那「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學院裡的高桌晚餐依然奢華、偏執、無視，卻成為記憶裡如同馬克思語：「一切堅固之物都已煙消雲散。」而我已經悄然離開，不帶一絲浪漫想像，下一個目的地尚未浮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