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進入2024年，台灣即將迎來又一次的總統大選。歷經多次的民主選舉，絕大多數公民或許已有深刻體認：社會改革不是一蹴可幾，乃是要歷經共識凝聚及理想實踐的漫長過程，才有辦法緩步前行。無論是轉型正義、國家體制、社會安全網的建置，都是如此。
過年前，一位國中少年殺人的慘案，無疑再次挑動國民敏感神經，對於教育及司法體制有諸多他想。這個案件雖造成社會高度震撼，其實卻非新鮮事，早在1961年台灣就曾發生「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年由導演楊德昌將其改編拍攝成電影而獲獎無數。
一位15歲的少年，究竟為何會與「殺人」這種絕對的「惡」畫上等號，背後往往有更深刻、複雜的成因，包括原生家庭、人格特質、社會支持系統等因素。若認為透過老師搜查書包及責打等威權教育方式就可解決，無疑是過度簡單的聯想；甚至有人主張，應該將少年犯資訊公開並處以極刑。然而，這種私刑正義，難道不也是助長噬血心態與暴力歪風的扭曲？
若威權手段就是解答，世界上早已不存在這麼多的犯罪。動輒逮捕、關押、刑求、處死嫌犯的國家，罪犯不見因此而減少，亡命之徒反而更加膽大妄為。選擇以惡勝惡，不只效果有限，反而成為無數人半夜驚醒的噩夢，甚至是滋長罪惡的沃土，踐踏了人性的善良與尊嚴。
保羅在羅馬書12章提到事奉上帝的生活應該有的樣態，17節說：「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21節說：「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面對無庸置疑的惡，以基督教文化為基底的歐洲，在經過數千年反思後，對於罪的懲治發展出與東方社會截然不同的方向，少了幾分暴戾，甚至成為人人稱羨的樂土。
台灣如今也走在這條漫漫長路上，面對複雜的問題，在罪與罰之間找到平衡並不容易。求主賞賜智慧，讓我們能以善勝惡，而非為惡所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