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這是賴和在1924年左右〈吾人〉一詩的詩句。當時是農民運動竹林事件的尾聲，殖民者、資本家高舉萬惡的權力壓榨貧苦的百姓，賴和作為醫者，對於只能醫病卻救不了受壓迫的人，感到萬分悲痛，於是寫下這首詩。後來的時代，後來的人，持續在書寫傷痛中尋求醫治。世界雖有勞苦重擔，神仍賜下自由的靈，在黑暗中透射光明。
許素蘭以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及李喬〈泰姆山記〉兩篇二二八事件主題小說，談創傷的靈魂；新世代的郭庭耘以「共生音樂節」談Z世代的二二八記憶，他們想要揭開眼前的帕子，好好看清楚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如何一次次被斷離。我則介紹唐香燕兩部散文兼自傳的作品，談白色恐怖下的「獄外之囚」，她用書寫記錄傷痛，用文字記憶光明。從二二八到白恐，歷史與我們，誰也不能相忘。（文／林佩蓉）
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李喬〈泰姆山記〉 ◎ 許素蘭（國立台灣文學館退休館員）
以書寫抵抗遺忘
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發表於1990年《台灣春秋》2月號，後收錄於鄭清文短篇小說選《玉蘭花》（台北：麥田，2006年6月）。
小說內容主要敘寫受難者家屬漫長無盡頭的等待及其生活景況。主角是福壽伯、福壽姆，19歲的大兒子在某年冬夜被六、七位憲兵和警察從床上強行抓走，雖然花了大把金子保住兒子性命，但是之後夫妻倆30多年懷著憂懼、驚恐期待兒子歸來，卻始終得不到兒子被釋放的消息。
幾十年過去，生活簡樸的夫妻倆已成體力衰退的老人。尤其福壽姆三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健康更是急劇走下坡，原先害怕兒子死得比自己早，現在卻害怕自己先死，兒子就是活著回來，也看不到自己了。
在求救無門、漫長無盡期的等待中，與妻子相依為命的福壽伯有一天發現，「拿剩下的食物，尤其是麵包，到新公園去餵魚，是最愉快的事。拿食物餵魚，可以不糟蹋食物，也可以看到大魚小魚爭食的樣子。」因而在某天，他用輪椅推著福壽姆同往新公園。
不容歷史盡成灰
作為小說主要場景的「新公園」，即現在的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1908年（明治41年）落成啟用的新公園，在日治時期除了供民眾休憩散步，也是經常舉辦各種活動的地方。1935年（昭和10年）舉行的台灣博覽會，主要展覽館場即在新公園。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發，當天下午憤怒的群眾衝入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公司廳舍（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對外廣播控訴警察暴行，因而掀起全台響應的反抗行動。之後當時的台灣省行政公署行政長官陳儀，也多次利用此廣播電台向台灣民眾喊話。
對於走過日治時期卻在戰後成為受難者家屬的福壽伯夫妻，新公園不僅是具有豐富生活記憶、堆疊多重歷史印記的地標，更是令他們傷痛的歷史現場。以新公園作為小說場景，具有深刻的歷史寓意。
然而，福壽伯推著輪椅，在「像防範小偷那樣」被鐵門、鐵柵欄圍堵的公園四周，好不容易找到缺口而進到公園時，眼前所見卻是戰後所豎立歌功頌德的銅像，園內走道兩旁杜鵑花盛開，有人打拳練武，有人跳土風舞，有人悠閒看報，公園裡「一片和平氣象」。當年的血腥鎮壓，已成被掩蓋、被遺忘的歷史灰燼。
小說字裡行間雖看不到激昂、強烈控訴政府暴行的敘述，最後仍以新公園裡「從外面移進來的吳郭魚搶得最兇」的場景描寫，暗喻外來政權掠奪式的統治。福壽姆向一再保證她可以活到兒子回來的福壽伯說：「你不要再騙我，也不要再騙自己了。」留給讀者靜默無言的省思。
讓有限生命無限存在的反抗哲學
李喬〈泰姆山記〉發表於1984年1月《台灣文藝》86期，後收錄於李喬短篇小說集《告密者》（台北：自立晚報，1986年12月；篇名改為〈泰姆山〉）。
小說主要敘寫二二八事件後，主角余石基為躲避情治人員的追捕，深入「台員的心肝地方」──「泰姆山」，藉由親近母土喚醒土地意識與土地情感，並從母土大地獲得克服死亡恐懼的精神力量，勇敢面對死亡的追尋歷程。
小說虛構的「泰姆山」，經常雲霧繚繞，而且「有腳、會走動」，只有愛山、敬畏山、對山有感情的人才找得到，抱著褻玩、輕佻之心的人是找不到的。「泰姆山」與「日頭」結合，孕育群山、滋養萬物生命，成為「台灣群山之老祖母」，是台灣大地的象徵、永遠的母親。
懷抱著生命有限的覺悟，從此覺悟中滋生讓有限生命轉化成無限存在的反抗意識，一直是李喬小說重要的主題之一。〈泰姆山記〉小說最後，被追捕者槍擊受傷、胸前鮮血如盛開紅花的余石基，臨終前將相思樹種子遍撒在鮮血覆蓋的土地上，預告著春天來臨、雨水滋潤時，相思樹種子將發芽、成長，他也將「隨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這即是一種藉由精神意志的延續讓有限生命無限存在的反抗哲學。
透過小說揭示的土地情感與反抗意識，〈泰姆山記〉為歷經二二八事件及其後恐怖鎮壓而被扭曲、凌辱的受傷心靈，指引出一條撫平傷痕、重建人格尊嚴、脫出心靈囚籠、走出生命幽谷的可能途徑。
之後，經過將近十年的田野調查，李喬在1989年冬天提筆創作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至1994年完成全書上、下兩冊，共70多萬字，不僅翔實記錄了歷史見證者的親身經歷，引領讀者重返歷史現場，更從作者宛如在場的視角與歷史對話，藉由虛構情節描繪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人的心靈圖像，闡釋二二八事件的文化影響，釋放二二八事件積極的歷史意涵……，祈願台灣人能經由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與了解，走出歷史的傷痛，重建台灣人的精神史。
以書寫抵抗歷史的遺忘
鄭清文生於1932年，卒於2017年，李喬生於1934年，兩人同為日治時期30年代出生，戰後1950年代末期初登文壇，且雙雙持續寫作超過50年。
鄭清文風格內斂，始終堅持文學本位，是冷靜的觀察者，屬於純寫作的作家類型。李喬文字犀利、鮮明、激昂，以文學作為反抗哲學之理念實踐，並實際投身社會運動、推動文化復興，具革命熱忱，是熱情的參與者，屬於文學介入的作家類型。
創痕可以癒合、傷痛可以撫平，歷史卻不能遺忘。在威權統治尚未崩解、台灣還看不到天光的年代，兩位同世代作家各自透過不同面向的二二八書寫抵抗歷史的遺忘，作品內容蘊含的土地倫理與生命哲學、歷史觀照，值得後來者細讀、深思。
唐香燕《時光悠悠美麗島》《長歌行過美麗島》 ◎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隨順自然的生命書寫
唐香燕，外省第二代，父親經歷動盪的二二八事件，為本省鄉親搭救，因而逃過一劫。多年後，唐香燕成為本省媳婦，同一年，丈夫因美麗島事件入獄。
唐香燕的文字魅力「是由心裡面出來，如水流過，隨順自然」，這是來自因書與她結緣的朋友，在讀完《時光悠悠美麗島：我所經歷與珍藏的時代》後產生隨順自然（Let it flow）之感。
自然穿流的文字
讀過唐香燕的兩本生命記憶、歷史敘事的人會認同這樣的感受，這種自然穿流在文句之間，讓人冷不防地落下眼淚。她不為什麼而寫，就在某一年，經歷一位至親好友的離世，參加完告別式之後，她伏案寫下：「是在夏天，空氣中好像嗶嗶剝剝直爆火星子的1979年夏天，我認識了唐文標……」接著她便確定文章的結構意象。
唐文標，這位文史上具一席地位的知識分子是1972年來台的華僑，曾任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數學系教授。1970年代，他先在美國參加北美留學生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認為社會需要積極改革。來台後，力挺支持戰後台灣文壇具批判與社會關懷的雜誌《夏潮》。1978年他結識陳忠信（唐香燕的丈夫）、南方朔，成為莫逆之交，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12月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唐文標對鄉土、邊緣弱勢、殖民結構有強大的關懷，這與當時受壓制、奮力追求自由民主的台灣本土知識分子不謀而合。
陳忠信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讓她成為「獄外之囚」，1970年代結束之前，她的生活布滿荊棘，丈夫被判刑期，母親過世。她在國家暴力當頭罩下的經歷中，對於母親離開寫著：「像是對我劈面指出，驚怖痛苦使我妄自尊大，以為自己的遭遇是最不幸、最可怕的，因此更難招架的驚怖痛苦又臨到我的身上。」這樣的記述，化為唐香燕筆下的一篇篇故事，「這些故事攙著淚，帶著笑，一樁樁都真實發生於我們的美麗島上，而日居月諸，我的，你的，新的故事還繼續在發生。且歌且行。且行且歌。」
書寫生命交會的火花
寫下唐文標，實踐創作的起心動念，唐香燕下筆不久即確定文章結構，她說：「意象是夏→秋→冬→春。一路寫下，我完全不管別人研究唐文標時必定會處理的他的人生軌跡、學思路徑、創作宏圖、結集遺產，我只寫他在生命末章與我們的交會，那交會時互放的火花，那火花始終存於我眼底的光彩。」文章寫完，將近兩萬字，定名為〈逝者如斯──側寫唐文標，並追記一段過往的時日〉（後在《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改為〈一九七九，動盪美麗島：側記唐文標〉），很厚的一疊稿紙，收進了抽屜，她說：「過一陣子，我會拿出來看看。每次看，每次修，也許添加了新想到的事情，也許刪除了不必要的情緒，修改完再放回抽屜。一年一年的，我一直在跟那個年輕的我對話，我一直在重看那個將要離去的朋友。」
「一直在重看那個即將要離去的朋友」在時光間裡的空間向度回顧、反覆，即使是過去了，在唐香燕的筆下那過往的現實又來到眼前。這兩萬多字先是在記念唐文標的專輯中刊登，「包括邱姊（唐文標之妻邱守榕），很多看過的朋友都說喜歡，還說看了以後覺得『唐文標好像在眼前活了起來一樣』。我很高興，也覺得不用再把唐文標收回暗矇矇的抽屜，讓他轉化為乾淨的鉛字體，打開雜誌就能看見真好。」在側記的收尾，她寫著：「時光流轉，孩子長大，側轉頭時，我會看見唐文標，以及那一段過往的時日。逝者如斯。是為記。」
過去化為可歌的記憶，而後連同那篇文章，另有自己的生命記事，一起收錄在《長歌行過美麗島》，此書的副書名「寫給年輕的你」，指的是給自己的孩子，也是給與孩子同一世代的年輕人，沉靜的鉛字體緩緩地敘說，有一個人憑藉著「這世界仍是有希望的」，經歷實難的人生一路走到現在。
字裡行間的錐心之痛
屬於生命見聞的第二本書《時光悠悠美麗島》，唐香燕透過〈漢聲記憶〉和〈回憶蘇慶黎和蘇媽媽蕭不纏〉，回望在1970年代的經歷，「美麗島事件前後。那段台灣歷史面臨劇變，有如暴雷雨重轟的時期，年輕無知的我處於捱打狀態，一無招架之力，連身體都控制不住，常常在格格發抖，像要散架，必須緊繃住手腳，緊咬住牙關，甚至鼓起臉頰笑，才不致失態。但我極力想要了解遭逢的一切，聽到許多事情後，我需要有人幫我解讀，就得抓著朋友問這是什麼意思？那要怎麼辦？政治問題我常請教當時任報社記者和主筆的南方朔，他人非常好，又消息靈通，非常了解政治生態、政治發展，總是知無不言，有一次博學多聞的他被我問倒了，呆半晌後說：『妳真是完全不懂政治。』」勇於提問，唐香燕被現實磨掉了小姐脾氣，也因此文字少了「自憐嬌氣」，即使是政治紀實，也讓人在流暢的字裡行間一不小心被逼出錐心之痛。
關於記憶、歷史敘事、寫人寫事，唐香燕說：「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她們，還有我寫的我關注的其他人，一直活在某個世界裡；我希望我記得我描述的某些事物，某些場景，甚至聲光氣息，一直還存於某段時空裡。」
我們的生命也在這座美麗島上行走著，時光悠悠，且行且歌，這土地承載的「平等、正義、永遠的和平」那樣的世界，仍會一直被期待。
註：本文經唐香燕同意截取自她部落格〈Let it flow〉一文，並進行改寫，這篇網誌也刊登在「Openbook閱讀誌」的人物專欄。
共生音樂節 ◎郭庭耘（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我的二二八
從到台北讀大學開始，和朋友一起到凱達格蘭大道參加「共生音樂節」的活動，便成了我每年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慣例。當了四年的觀眾，2019年終於加入籌備團隊，也有了更深入的體驗。
共生音樂節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青年促成，希望藉由記念二二八事件，反思過去的傷痕，促成台灣社會的和解與共生。同時也和不同族群、歷史記憶對話，為轉型正義的推動鋪路。
對我們Z世代而言，台灣歷史已非禁忌話題，得以享受自由的空氣，資訊取得也更加容易，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大多來自於教科書，為了應付考試，就算知道，也不會有太多的連結感。
我很喜歡楊翠老師在一場演講的結語：「我們總在別人的故事裡潸然淚下，在自己的歷史中轉身離去。」高中時看了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我才意識到台灣的過去也有相似的傷痕存在，進而從自己的家鄉開始，了解更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相關的人物及故事，不管是學校裡「丁窈窕樹」的故事，或是高喊「台灣人，萬歲！」的湯德章律師。
共生音樂節籌備團隊的多數成員和我一樣，既沒有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年代，也非受難者的後代家屬，但我們為什麼要不斷提起這些過往？我一直覺得關心自己土地的過去跟做家事很像，我們不會期待隔壁的阿伯或是樓下的阿姨來幫我們打掃家裡，要維持清潔舒適的環境，還是要靠居住者自己每日的清掃。同理而言，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住民，我們需要梳理台灣的過去，擦拭被灰塵蒙住的歷史記憶，才能理解現在是如何被形塑，從而追求更宜居的台灣社會。
加入共生音樂節籌備團隊的動機，是因為我想透過實際行動，把這些故事說給更多人聽。除了二二八當天的倡議活動，我們希望透過小旅行、講座、工作坊等活動，讓轉型正義和人權議題的討論能持續進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錄製街訪影片，我們在大稻埕採訪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出乎意料的，受訪者大多對台灣史有相當程度了解，也認同轉型正義的必要。我想，20年前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採訪結果吧！共生的社會就是透過不斷講述慢慢地推進，終而形成對島嶼的理解與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