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禁忌後的微聲盼望——關於轉型正義的各種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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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這是賴和在1924年左右〈吾人〉一詩的詩句。當時是農民運動竹林事件的尾聲,殖民者、資本家高舉萬惡的權力壓榨貧苦的百姓,賴和作為醫者,對於只能醫病卻救不了受壓迫的人,感到萬分悲痛,於是寫下這首詩。後來的時代,後來的人,持續在書寫傷痛中尋求醫治。世界雖有勞苦重擔,神仍賜下自由的靈,在黑暗中透射光明。 
許素蘭以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及李喬〈泰姆山記〉兩篇二二八事件主題小說,談創傷的靈魂;新世代的郭庭耘以「共生音樂節」談Z世代的二二八記憶,他們想要揭開眼前的帕子,好好看清楚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如何一次次被斷離。我則介紹唐香燕兩部散文兼自傳的作品,談白色恐怖下的「獄外之囚」,她用書寫記錄傷痛,用文字記憶光明。從二二八到白恐,歷史與我們,誰也不能相忘。(文/林佩蓉)

 

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李喬〈泰姆山記〉 ◎ 許素蘭(國立台灣文學館退休館員)

以書寫抵抗遺忘

鄭清文〈來去新公園飼魚〉發表於1990年《台灣春秋》2月號,後收錄於鄭清文短篇小說選《玉蘭花》(台北:麥田,2006年6月)。

小說內容主要敘寫受難者家屬漫長無盡頭的等待及其生活景況。主角是福壽伯、福壽姆,19歲的大兒子在某年冬夜被六、七位憲兵和警察從床上強行抓走,雖然花了大把金子保住兒子性命,但是之後夫妻倆30多年懷著憂懼、驚恐期待兒子歸來,卻始終得不到兒子被釋放的消息。

幾十年過去,生活簡樸的夫妻倆已成體力衰退的老人。尤其福壽姆三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健康更是急劇走下坡,原先害怕兒子死得比自己早,現在卻害怕自己先死,兒子就是活著回來,也看不到自己了。

在求救無門、漫長無盡期的等待中,與妻子相依為命的福壽伯有一天發現,「拿剩下的食物,尤其是麵包,到新公園去餵魚,是最愉快的事。拿食物餵魚,可以不糟蹋食物,也可以看到大魚小魚爭食的樣子。」因而在某天,他用輪椅推著福壽姆同往新公園。

 

不容歷史盡成灰 

作為小說主要場景的「新公園」,即現在的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1908年(明治41年)落成啟用的新公園,在日治時期除了供民眾休憩散步,也是經常舉辦各種活動的地方。1935年(昭和10年)舉行的台灣博覽會,主要展覽館場即在新公園。

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發,當天下午憤怒的群眾衝入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公司廳舍(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對外廣播控訴警察暴行,因而掀起全台響應的反抗行動。之後當時的台灣省行政公署行政長官陳儀,也多次利用此廣播電台向台灣民眾喊話。

對於走過日治時期卻在戰後成為受難者家屬的福壽伯夫妻,新公園不僅是具有豐富生活記憶、堆疊多重歷史印記的地標,更是令他們傷痛的歷史現場。以新公園作為小說場景,具有深刻的歷史寓意。

然而,福壽伯推著輪椅,在「像防範小偷那樣」被鐵門、鐵柵欄圍堵的公園四周,好不容易找到缺口而進到公園時,眼前所見卻是戰後所豎立歌功頌德的銅像,園內走道兩旁杜鵑花盛開,有人打拳練武,有人跳土風舞,有人悠閒看報,公園裡「一片和平氣象」。當年的血腥鎮壓,已成被掩蓋、被遺忘的歷史灰燼。
小說字裡行間雖看不到激昂、強烈控訴政府暴行的敘述,最後仍以新公園裡「從外面移進來的吳郭魚搶得最兇」的場景描寫,暗喻外來政權掠奪式的統治。福壽姆向一再保證她可以活到兒子回來的福壽伯說:「你不要再騙我,也不要再騙自己了。」留給讀者靜默無言的省思。

讓有限生命無限存在的反抗哲學 

李喬〈泰姆山記〉發表於1984年1月《台灣文藝》86期,後收錄於李喬短篇小說集《告密者》(台北:自立晚報,1986年12月;篇名改為〈泰姆山〉)。

小說主要敘寫二二八事件後,主角余石基為躲避情治人員的追捕,深入「台員的心肝地方」──「泰姆山」,藉由親近母土喚醒土地意識與土地情感,並從母土大地獲得克服死亡恐懼的精神力量,勇敢面對死亡的追尋歷程。

小說虛構的「泰姆山」,經常雲霧繚繞,而且「有腳、會走動」,只有愛山、敬畏山、對山有感情的人才找得到,抱著褻玩、輕佻之心的人是找不到的。「泰姆山」與「日頭」結合,孕育群山、滋養萬物生命,成為「台灣群山之老祖母」,是台灣大地的象徵、永遠的母親。

懷抱著生命有限的覺悟,從此覺悟中滋生讓有限生命轉化成無限存在的反抗意識,一直是李喬小說重要的主題之一。〈泰姆山記〉小說最後,被追捕者槍擊受傷、胸前鮮血如盛開紅花的余石基,臨終前將相思樹種子遍撒在鮮血覆蓋的土地上,預告著春天來臨、雨水滋潤時,相思樹種子將發芽、成長,他也將「隨著春天的樹苗,重臨人間」。這即是一種藉由精神意志的延續讓有限生命無限存在的反抗哲學。

透過小說揭示的土地情感與反抗意識,〈泰姆山記〉為歷經二二八事件及其後恐怖鎮壓而被扭曲、凌辱的受傷心靈,指引出一條撫平傷痕、重建人格尊嚴、脫出心靈囚籠、走出生命幽谷的可能途徑。

之後,經過將近十年的田野調查,李喬在1989年冬天提筆創作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埋冤‧一九四七‧埋冤》,至1994年完成全書上、下兩冊,共70多萬字,不僅翔實記錄了歷史見證者的親身經歷,引領讀者重返歷史現場,更從作者宛如在場的視角與歷史對話,藉由虛構情節描繪二二八事件前後台灣人的心靈圖像,闡釋二二八事件的文化影響,釋放二二八事件積極的歷史意涵……,祈願台灣人能經由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與了解,走出歷史的傷痛,重建台灣人的精神史。

以書寫抵抗歷史的遺忘 

鄭清文生於1932年,卒於2017年,李喬生於1934年,兩人同為日治時期30年代出生,戰後1950年代末期初登文壇,且雙雙持續寫作超過50年。

鄭清文風格內斂,始終堅持文學本位,是冷靜的觀察者,屬於純寫作的作家類型。李喬文字犀利、鮮明、激昂,以文學作為反抗哲學之理念實踐,並實際投身社會運動、推動文化復興,具革命熱忱,是熱情的參與者,屬於文學介入的作家類型。

創痕可以癒合、傷痛可以撫平,歷史卻不能遺忘。在威權統治尚未崩解、台灣還看不到天光的年代,兩位同世代作家各自透過不同面向的二二八書寫抵抗歷史的遺忘,作品內容蘊含的土地倫理與生命哲學、歷史觀照,值得後來者細讀、深思。


唐香燕《時光悠悠美麗島》《長歌行過美麗島》 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隨順自然的生命書寫

唐香燕,外省第二代,父親經歷動盪的二二八事件,為本省鄉親搭救,因而逃過一劫。多年後,唐香燕成為本省媳婦,同一年,丈夫因美麗島事件入獄。

唐香燕的文字魅力「是由心裡面出來,如水流過,隨順自然」,這是來自因書與她結緣的朋友,在讀完《時光悠悠美麗島:我所經歷與珍藏的時代》後產生隨順自然(Let it flow)之感。

自然穿流的文字 

讀過唐香燕的兩本生命記憶、歷史敘事的人會認同這樣的感受,這種自然穿流在文句之間,讓人冷不防地落下眼淚。她不為什麼而寫,就在某一年,經歷一位至親好友的離世,參加完告別式之後,她伏案寫下:「是在夏天,空氣中好像嗶嗶剝剝直爆火星子的1979年夏天,我認識了唐文標……」接著她便確定文章的結構意象。

唐文標,這位文史上具一席地位的知識分子是1972年來台的華僑,曾任台灣大學及政治大學數學系教授。1970年代,他先在美國參加北美留學生的「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認為社會需要積極改革。來台後,力挺支持戰後台灣文壇具批判與社會關懷的雜誌《夏潮》。1978年他結識陳忠信(唐香燕的丈夫)、南方朔,成為莫逆之交,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12月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唐文標對鄉土、邊緣弱勢、殖民結構有強大的關懷,這與當時受壓制、奮力追求自由民主的台灣本土知識分子不謀而合。

陳忠信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讓她成為「獄外之囚」,1970年代結束之前,她的生活布滿荊棘,丈夫被判刑期,母親過世。她在國家暴力當頭罩下的經歷中,對於母親離開寫著:「像是對我劈面指出,驚怖痛苦使我妄自尊大,以為自己的遭遇是最不幸、最可怕的,因此更難招架的驚怖痛苦又臨到我的身上。」這樣的記述,化為唐香燕筆下的一篇篇故事,「這些故事攙著淚,帶著笑,一樁樁都真實發生於我們的美麗島上,而日居月諸,我的,你的,新的故事還繼續在發生。且歌且行。且行且歌。」

書寫生命交會的火花 

寫下唐文標,實踐創作的起心動念,唐香燕下筆不久即確定文章結構,她說:「意象是夏→秋→冬→春。一路寫下,我完全不管別人研究唐文標時必定會處理的他的人生軌跡、學思路徑、創作宏圖、結集遺產,我只寫他在生命末章與我們的交會,那交會時互放的火花,那火花始終存於我眼底的光彩。」文章寫完,將近兩萬字,定名為〈逝者如斯──側寫唐文標,並追記一段過往的時日〉(後在《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改為〈一九七九,動盪美麗島:側記唐文標〉),很厚的一疊稿紙,收進了抽屜,她說:「過一陣子,我會拿出來看看。每次看,每次修,也許添加了新想到的事情,也許刪除了不必要的情緒,修改完再放回抽屜。一年一年的,我一直在跟那個年輕的我對話,我一直在重看那個將要離去的朋友。」
「一直在重看那個即將要離去的朋友」在時光間裡的空間向度回顧、反覆,即使是過去了,在唐香燕的筆下那過往的現實又來到眼前。這兩萬多字先是在記念唐文標的專輯中刊登,「包括邱姊(唐文標之妻邱守榕),很多看過的朋友都說喜歡,還說看了以後覺得『唐文標好像在眼前活了起來一樣』。我很高興,也覺得不用再把唐文標收回暗矇矇的抽屜,讓他轉化為乾淨的鉛字體,打開雜誌就能看見真好。」在側記的收尾,她寫著:「時光流轉,孩子長大,側轉頭時,我會看見唐文標,以及那一段過往的時日。逝者如斯。是為記。」

過去化為可歌的記憶,而後連同那篇文章,另有自己的生命記事,一起收錄在《長歌行過美麗島》,此書的副書名「寫給年輕的你」,指的是給自己的孩子,也是給與孩子同一世代的年輕人,沉靜的鉛字體緩緩地敘說,有一個人憑藉著「這世界仍是有希望的」,經歷實難的人生一路走到現在。

字裡行間的錐心之痛 

屬於生命見聞的第二本書《時光悠悠美麗島》,唐香燕透過〈漢聲記憶〉和〈回憶蘇慶黎和蘇媽媽蕭不纏〉,回望在1970年代的經歷,「美麗島事件前後。那段台灣歷史面臨劇變,有如暴雷雨重轟的時期,年輕無知的我處於捱打狀態,一無招架之力,連身體都控制不住,常常在格格發抖,像要散架,必須緊繃住手腳,緊咬住牙關,甚至鼓起臉頰笑,才不致失態。但我極力想要了解遭逢的一切,聽到許多事情後,我需要有人幫我解讀,就得抓著朋友問這是什麼意思?那要怎麼辦?政治問題我常請教當時任報社記者和主筆的南方朔,他人非常好,又消息靈通,非常了解政治生態、政治發展,總是知無不言,有一次博學多聞的他被我問倒了,呆半晌後說:『妳真是完全不懂政治。』」勇於提問,唐香燕被現實磨掉了小姐脾氣,也因此文字少了「自憐嬌氣」,即使是政治紀實,也讓人在流暢的字裡行間一不小心被逼出錐心之痛。

關於記憶、歷史敘事、寫人寫事,唐香燕說:「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她們,還有我寫的我關注的其他人,一直活在某個世界裡;我希望我記得我描述的某些事物,某些場景,甚至聲光氣息,一直還存於某段時空裡。」

我們的生命也在這座美麗島上行走著,時光悠悠,且行且歌,這土地承載的「平等、正義、永遠的和平」那樣的世界,仍會一直被期待。

註:本文經唐香燕同意截取自她部落格〈Let it flow〉一文,並進行改寫,這篇網誌也刊登在「Openbook閱讀誌」的人物專欄。


共生音樂節  郭庭耘(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學生)

我的二二八

相片提供/共生音樂節攝影組

從到台北讀大學開始,和朋友一起到凱達格蘭大道參加「共生音樂節」的活動,便成了我每年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慣例。當了四年的觀眾,2019年終於加入籌備團隊,也有了更深入的體驗。

共生音樂節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史的青年促成,希望藉由記念二二八事件,反思過去的傷痕,促成台灣社會的和解與共生。同時也和不同族群、歷史記憶對話,為轉型正義的推動鋪路。

對我們Z世代而言,台灣歷史已非禁忌話題,得以享受自由的空氣,資訊取得也更加容易,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大多來自於教科書,為了應付考試,就算知道,也不會有太多的連結感。

我很喜歡楊翠老師在一場演講的結語:「我們總在別人的故事裡潸然淚下,在自己的歷史中轉身離去。」高中時看了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我才意識到台灣的過去也有相似的傷痕存在,進而從自己的家鄉開始,了解更多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相關的人物及故事,不管是學校裡「丁窈窕樹」的故事,或是高喊「台灣人,萬歲!」的湯德章律師。

共生音樂節籌備團隊的多數成員和我一樣,既沒有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年代,也非受難者的後代家屬,但我們為什麼要不斷提起這些過往?我一直覺得關心自己土地的過去跟做家事很像,我們不會期待隔壁的阿伯或是樓下的阿姨來幫我們打掃家裡,要維持清潔舒適的環境,還是要靠居住者自己每日的清掃。同理而言,作為這塊土地上的住民,我們需要梳理台灣的過去,擦拭被灰塵蒙住的歷史記憶,才能理解現在是如何被形塑,從而追求更宜居的台灣社會。

加入共生音樂節籌備團隊的動機,是因為我想透過實際行動,把這些故事說給更多人聽。除了二二八當天的倡議活動,我們希望透過小旅行、講座、工作坊等活動,讓轉型正義和人權議題的討論能持續進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錄製街訪影片,我們在大稻埕採訪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出乎意料的,受訪者大多對台灣史有相當程度了解,也認同轉型正義的必要。我想,20年前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採訪結果吧!共生的社會就是透過不斷講述慢慢地推進,終而形成對島嶼的理解與認同。

相片提供/共生音樂節攝影組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