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與信仰 台灣和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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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ul專題報導】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研究與發展中心以及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神學研討會：轉型正義的宗教與神學省思與回應」，於6月17日在加利利宣教神學研究院敬拜中心進行。主持人、研發中心主任黃哲彥牧師強調，台灣的轉型正義仍處於起步階段，需要從多元、信仰的角度探討，使教會成為和解的使者，讓傷痕得以療癒，看見未來的願景。

主講人之一、總會歷史委員會主委王昭文以「轉型正義在台灣：從民間倡議到政府作為」為題，闡述社會共識與政府間的互動。她指出，在探討轉型正義的模式之前，必須先了解轉型正義的意義。轉型正義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過程中，透過了解、清理、修復以及彌補過去獨裁政治的傷害，並以行動來面對歷史、尋找真相、處理受害者的傷害，在法律或道德上追訴加害者。轉型正義並非只在台灣存在，國際中也有許多國家為過去威權統治的歷史負責而採用，以達對話、緩解矛盾，並鞏固民主政治。

王昭文指出，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上，政府層面的行動仍有所欠缺，但民間力量一直在累積與增長。她以民間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到官方記念二二八紀念日為例說明，過去二二八事件是禁忌議題，然而在1987年，台灣人權促進會及長老教會等團體發起二二八和平日運動，打破當時的禁忌，讓民眾開始重視並嘗試了解歷史真相。民間力量凝聚後，政府也需對此作出回應。如1992年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在各地建立二二八紀念碑、並在1993年與民間研究合作，透過訪查建立口述歷史。1995年，國家級的紀念碑落成，時任總統李登輝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向受難家屬與全國人民道歉，並制定官方二二八紀念日。至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仍持續透過各種方式進行紀念、補償與研究。這種由民間開始，到政府作為的過程，使二二八事件獲得重新詮釋與紀念，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里程碑。

王昭文提到，2007年成立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真促會）期望民進黨政府能全面啟動轉型正義，但遲遲未見實際行動，所以由民間先行推動。真促會透過積極宣導轉型正義，探究歷史真相，倡議相關法案，並促成社會對話。至於政府方面，則在2018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回應民間訴求。在參與真促會的活動中，她體悟到，轉型正義不會隨著政權變換而自然實現，需要政府積極推動與專業設計。追求正義的過程不應是翻舊帳，而是釐清歷史脈絡，鞏固民主，與社會找出共同的未來。

王昭文表示，從真相與和解的工作來看，轉型正義也是基督徒的責任。例如在南非的案例中，主教屠圖就是真相與和解的核心人物，他強調面對錯誤，認錯的重要性，並由認罪之後的寬恕、和解，帶來群體和平的未來。所以長老教會可以做的事，就是持續爭取真相的揭露，基於歷史事實批判威權統治，並透過真相與和解的實現，追求公義，與台灣社會一同鞏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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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寧靜革命  面對未解歷史爭議

【Dalul專題報導】台灣本土神學研究中心主任黃伯和牧師以「台灣寧靜革命與轉型正義：歷史的曖昧與正義的扭曲」為題分享指出，儘管在研究轉型正義時，常取法於國際案例，但實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說已成功完成轉型正義。

黃伯和指出，西方盟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審判納粹戰犯和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工作，構成德國首次的轉型正義，儘管表面看似成功，但仍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在紐倫堡大審中僅審判了20人，最終有12人被定罪，引起許多爭議。此外，受害者的議題也未能獲得全面的處理，只有猶太人的受害數據，而在捷克、波蘭等其他國家的受害者卻被忽略。

南非的案例也顯示了轉型正義的挑戰。當時擔任南非總統的曼德拉面對軍警體系的人員時，他為了大局也只能妥協，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軍警的合作，轉型正義就無法進展。然而，黃伯和強調，即使這些轉型正義並未全然成功，卻不代表它們毫無意義。嘗試處理問題就是在關懷社會，讓正義之路得以繼續。

黃伯和說，如何轉型，轉型的正義何在，這既是當前台灣社會，也是台灣教會所面臨的挑戰。而台灣的寧靜革命，雖為民主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但也使台灣失去了良好的轉型正義時機。為了讓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各界不得不進行許多協商與妥協，但這種妥協卻成為現今討論轉型正義時，人們不願面對的痛處。他表示，如果台灣社會未來要追求真正的正義，就不能妥協，必須勇敢面對過去的真相，並需要社會每個人具有勇氣與智慧，對抗舊有體制，追求正義，以期台灣早日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藉由上帝所賜的盼望與公義，在如今的社會當中，活出基督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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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解的使者  教會助力社會重生

【Dalul專題報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幹事林偉聯牧師指出，在1985年4月總會通過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裡，特別強調教會的角色與功能：作和解的使者。透過這一理念，教會致力於探討其在轉型正義中應有的角色，並再度對台灣社會表達關切。

教會應如何進行實質的行動推動轉型正義呢？林偉聯解釋，總會以各種方式，如聚會、座談會，甚至去年舉行的電影播映會等，推動轉型正義的理念，以實現信仰價值。這樣的推行也能提供地方教會牧者更明確的指導，讓信徒能更好地理解教會對台灣歷史的看法，以及應採取的具體行動。

然而，在實施過程中，地方教會可能會遭遇許多挑戰。林偉聯表示，近年來發現，即使是由優秀講師主持的座談會，關注度和參與人數也有所下降。地方教會的牧者在履行教育職責時，也往往無法找到讓信徒討論、關心議題的有效方式。因此，教會必須重新思考如何重視轉型正義的議題，並尋找新的方法與策略。

林偉聯解釋，「和解的使者」的含義，就是耶穌來到世上的使命，即是重建上帝與罪人應有的關係。耶穌通過十字架獻祭，使人與神達到和解，將十字架死刑的「罰」詮釋為上主悅納悔改的「祭」。因此，身為耶穌基督身體的教會和其中的弟兄姊妹，需要思考在當今的轉型正義行動中，要做出什麼樣的見證，以促使加害者悔改，受害者赦免，並使雙方和解。

林偉聯指出，人們對眼前當政者的錯誤嫉惡如仇，對過去鞏固政治權力、毀滅人性的暴力領袖，卻有著懷舊之情。這種現象需要全面糾正。他建議可以利用國際事務確立正確的國家認同，延續轉型工作、釐清真相、加強公民教育，從而改變威權教育的遺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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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角色  解讀她們過往之痛

【Dalul專題報導】前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現任監察委員紀惠容致力於性別議題，她以「轉型正義中的女性角色與地位」為題指出，歷史的傷痛與真相探討常聚焦於男性與受難者，女性的角色與貢獻常被忽視。因此，談及轉型正義時，應更深入探索，讓女性的事蹟與故事獲得更多關注與討論。

紀惠容提到，西蒙波娃於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中，揭露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往往處於附屬或次等地位。這種思維普遍存在於全球，令「他」成為主體，「她」被視為他者。同樣，在轉型正義的架構中，女性的角色也常被邊緣化，而非主體性地討論。

紀惠容以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稱謂性質為例，傳統上，談及政治受難者，其形象往往被定義為抗爭者、意見領袖、社會菁英和參政者，這些人因為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受難。然而，當涉及到女性角色時，她們往往僅被視為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以一種附屬的身分出現，如母親、妻子、女兒等。紀惠容主張，這種稱謂的差異揭示了女性在轉型正義敘事中被邊緣化的問題，應該重新評估並確認她們作為政治受難者的主體地位。她們的故事雖有被記錄，卻未成為歷史傷痛的主體。被社會孤立，是女性受難者家屬最大的共同感受。雖未被關進監獄，卻因社會排斥與疏離，形成隱形的囚籠，導致經濟困窘、社會地位滑落，甚至在照顧家庭上面臨重重困難。

紀惠容表示，這些是她們的共享經驗，但社會仍將她們視為政治受難者家屬。其實她們的勇敢與她們如何在社會風氣下支撐家庭及後代，都值得被記錄與記念。因此，2014年國家人權館出版《獄外之囚》，以55個家庭的女性成員為主體，記錄她們的故事。

紀惠容提到，歷史中有許多女性的故事值得探討，例如舞蹈家蔡瑞月，在囚禁綠島的三年間，她持續創作，出獄後透過教學讓更多人認識現代舞，並被尊稱為現代舞之母。同樣地，真正的女性受難者黃晴美，在吳清桂寫的《槍與玫瑰：424刺蔣案的民主鬥士：黃晴美》中，她的故事提供了重新認識女性的機會。還有曹欽榮的《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讓人們看到1950年代女性政治受難者被「思想再教育」的真實狀況。

紀惠容最後提到，轉型正義如何看待這些女性的故事與角色？期待透過確認這些受難者家屬其實也是歷史創傷的主體，確立她們也是政治受難者的角色，跳脫第二性的觀點，追求更多以女性為主體的敘述與追憶，例如更多的口述歷史、研究或藝術創作，讓這些人的形象得以傳承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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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族群正義  追求自治土地歸還

【Dalul專題報導】台灣原住民族曾因外來政權的統治，承受各種法律剝奪身分、語言、土地與文化，忽視其基本權益，導致他們至今仍處於被經濟剝削與社會文化歧視中，生活領域被壓迫。台灣政府已成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委員會以處理相關問題，然而，該如何實現轉型？何種方式適宜？這些仍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思考和討論。

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教授謝若蘭強調，討論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時，應先肯認從過去到現今在這片土地上的族群文化。這也是北美洲、澳洲、紐西蘭等地在處理相關問題時的態度。台灣也需要此種認知，以便在面對過去的創傷時，有全面性的思考。例如，人們認為國語即華語，但遺忘了在這塊土地上，存在著多樣的語言文化。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下，政府推出《國家語言發展法》，確立這塊土地上所有的語言都屬於國語，這是讓大眾認識和認可台灣多元語言文化的開始。

謝若蘭表示，面對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和轉型正義的方向，要從歷史角度出發，承認原住民族群體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面對這些歷史真相，我們才能談論療癒與和解，並透過推動轉型正義來修補社會關係，建立新的聯結。尤其在修復過程中，要以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作為主導思考，建立不同的修復模式，並達到全人的健康平衡。此外，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任務不僅是原住民族和政府的責任，也需要台灣社會的其他98％非原住民參與和理解，使轉型正義的路更為穩固。

謝若蘭指出，台灣原住民族追求的正義，就是重新取回主權、土地資源權、身分權，這些與原住民運動所提出的「自治」「還我土地」「正名與還我姓名」的訴求相吻合，期盼透過實際的訴求和行動，讓正義得以實現。國際各國也都在透過實際行動，來處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例如，2007年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基本上將原住民族權利分為兩大類：一種是關注保障原住民基本生存的生存權；另一種是推動原住民公民權和集體權的平等權。這兩者都源自基本人權的概念，但含有獨特的族群正義精神。此宣言後來成為台灣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基礎。

至於在台灣，原住民轉型正義的重要節點是2016年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公開道歉，並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謝若蘭指出，雖然仍有許多地方需要努力，但至少已向前邁出一步。最近社會上出現許多針對原住民的歧視，都讓原住民轉型正義需要更努力，她期望透過理解歷史的不公義、推動轉型正義、推動修復式正義，達到族群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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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控的教會  探尋應對轉變可能

【Dalul專題報導】2019年，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黃克先獲促轉會委託，開始針對「威權統治時期宗教團體監控」進行研究，發現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受監控的特殊性與其他組織有所不同。對此，在今年6月17日「神學研討會：轉型正義的宗教與神學省思與回應」上，七星中會濟南教會神學與教育牧師鄭仰恩說，經過多次的討論與反思，教會逐漸思考如何應對被監控的歷史，並給予回應。

鄭仰恩表示，長老教會成為被監控對象，主要與其宗教觀與教會體制有著緊密的關聯。首先，長老教會作為改革宗的一部分，強調上帝主權，尊重公義的理念，並且積極參與對社會政治的反思與行動。其次，長老教會的宣教歷史中，具有深厚的本土情懷與與人民的緊密連接。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長老教會積極參與普世合一運動，也因此受到當時威權政府的密切關注。

鄭仰恩提到，黃克先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國家如何運用所獲得的資訊。國家的監控並非僅透過強硬手段，而是以柔性、雙向和隱蔽的方式，將監控所獲得的資訊應用於長老教會。此外，國家的監控並非僅對身體施加暴力或思想洗腦，而是以滲透與誘導的方式來操縱和改變組織。

鄭仰恩分析，在長老教會與政府的關係中，並非只存在政府對社會團體的單方面壓迫。即便在壓迫之下，長老教會依然展現了獨特的能動性，這使得國民黨政府難以用取締或打壓的方式處理，而是改以利用監控獲取的資訊，來了解內部狀況，進行縱橫捭闔，並透過體制的方式來操控。

鄭仰恩提到，關於長老教會監控的檔案，過去由調查局及國安局保管，近年已移交給檔案管理局。然而，只有當事人與核准的研究者才能申請查閱。自1960年代起，長老教會受到黨國機器和情治單位全面監控，所涉及的檔案龐大，若僅依照個人檔案規定進行研究，無法做到全面而有效的探討，研究小組正研擬如何向當局申請查閱，以期對整個監控歷史與其含義做深入研究。

鄭仰恩直言，轉型正義的工作應始於歷史的探究，只有透過了解真相，才能更進一步行動。轉型正義與修復式正義常常交織，然而修復式正義需加害者認錯、向被害者道歉，共同對話和解。這種模式多出現於普世教會，像是加拿大、紐西蘭、南非等地，這些地方都有深厚的基督教背景，才能秉持上帝的公義與憐憫，建立非懲罰而是修復機制。

鄭仰恩強調，對於缺乏深厚基督教背景的台灣社會，需思考是否能借助宗教力量推進轉型正義？作為台灣基督徒，如何活出公義與見證？在長老教會的歷史中，無論是對威權政權的協力者，還是被迫、無奈或為利益者，長老教會信徒如何面對這段歷史？並如何對待轉型正義或修復式正義？都需要眾人對此議題進行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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