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台北報導】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於7月9日舉辦「二二八影像再現：繪本中的敘事」座談會，邀請繪本作家、兒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從業專家、本土語言研究學者及教育工作者等，共同探討台灣人權繪本出版與教學現況，及如何將二二八事件的人權教育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並實現轉型正義與兒童教育之間的連結。
其中關於「二二八的創作元素」，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副教授何信翰強調了大眾交流的影響力。他提到韓國光州事件的電影三部曲票房獲得非常好的成績，同年韓國還有《鐵達尼號》重映，然其中一部曲《美麗假期》票房超過《鐵達尼號》，說明講述光州事件的電影成功讓民間重視這段歷史。與台灣同樣是「加害者仍在」的韓國經驗表明，要讓民間願意討論這些事件，關鍵在於將其藝術化並商業化，是二二八事件能夠引起民間關注的手段。
在談到台語繪本時，何信翰提到最早的台語繪本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彰化縣台語文繪本比賽，然而當時這些繪本並沒有在市場上流通。現在，台語繪本銷量相當不錯；家長們希望讓孩子學習台語，而繪本成為了很好的學習工具，因此受到廣泛歡迎。然而，青少年台語繪本還有所欠缺，其中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繪本有《高雄二二八》和《丁窈窕樹：樹á跤ê自由夢》；但相比之下，華語繪本中有許多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作品。
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過去台語創作者較少、市場也較小，然而現在的政府十分重視台語繪本的發展，因此每年文化部都會補助台語繪本的出版；只要有志從事台語文創作的人，文化部都會提供贊助，這使得出版社願意發行台語繪本。在文化部的資助下，期待台語文創作可以發展壯大，最終能夠在沒有政府資助下獲得市場的認可。
對於繪本在教育中的應用並如何在社會中發揮影響力，他認為關鍵在於讓老師願意將繪本應用於課堂教學，同時也要讓社會大眾看到這些作品；同樣地，需要思考如何讓大眾更容易接受繪本。他以「台語」如果是品牌為例，大眾對品牌的印象會影響選擇，而老師在教育中的角色就像品牌的招牌，外人看到招牌就能知道內容。對於台語繪本而言，他認為需要有志者共同努力，讓社會可以公平正義。
國小教師陳志瑋分享在教學現場運用繪本，考量兩個重要因素。首先，選擇的繪本必須打動自己，讓她想要帶進教學現場；其次，她關注繪本的深度和廣度，希望每次閱讀都能帶來不同的體悟。她舉例，當她帶著自己孩子去總統府參觀時，看到孩子們相親相愛閱讀以畫家陳澄波的十八幅畫作為發想基礎的繪本《紅色在唱歌》，這個畫面觸動她，也決定將該繪本帶入教學現場。
這本書對學齡前兒童來說是視覺遊戲書，對低年級則能在色彩中傳達情意；對於小朋友來說，紅色是感受到台灣鄉土的熱愛及對和平的企盼。她希望透過這本繪本讓孩子們認同畫家，進而願意了解他的生命歷程和遭遇苦難、產生同理。
在教育現場使用繪本時，陳志瑋希望內容能夠描繪基層人民的生活。她指出，目前講述二二八事件的內容多半是關於社會菁英、對於小孩子來說太遙遠，但像是《瓶中的辛德勒名單》這樣的作品，能讓孩子們知道抵抗國家暴力時並不孤單；她希望在講述二二八事件時，不只是囚禁和苦難，而是有更多描寫那些伸出援手的人。
《高雄二二八》繪本的作者吳家銘指出，三年前他在高雄的國小教學現場講述二二八事件時，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是誰殺了誰？」令他非常驚訝的是，有九成的孩子回答是日本人殺了台灣人。這現象讓他深思黨國思想教育影響下一代非常荒謬與嚴重，且並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二二八事件。
吳家銘認為，以中國語言接受教育容易導致中國化思想，讓人容易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語言和文化是相互關聯的，因此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努力消除新疆、南蒙古和香港的語言。他主張不要用加害者的語言來講述自己的歷史，這對受害者來說是再一次的創傷，用殖民者的語言記念二二八，就等於再次二二八大屠殺。
吳家銘強調語文的轉型正義至關重要。他表示，現在只是「做台灣人」，但應該盡早「成為台灣人」；語言是思想的基礎，但台灣人的舌頭被割掉、接上中華民國的舌頭，這就是台灣的現狀。他呼籲用台語去看台灣的歷史和文化，並推薦了陳明仁（七星中會義光教會會友）的小說《二二八事件》、劇本《二二八新娘》和陳雷的詩作《苦痛ê三月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