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台北報導】勵馨基金會7月28日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積極推動具有融合觀點的移住政策。根據內政部最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僅有6萬6028人，較去年同期的6萬7149人少，預估全年出生人口將再創新低。與此同時，國內15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自2016年開始持續下滑。國家發展委員會預測，台灣的人口紅利時代將於2028年結束，屆時工作人口將低於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二。為因應未來勞動力需求，國發會建議政府在2030年前引進40萬名外籍就業人口，其中包括6萬名特定專業人才。
面對人口結構的變遷，許多開發國家紛紛採取引進外來就業人口的政策來解決少子化及勞動力減少的問題。相關專家更指出，移住族群對於整體社會創新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聯合國及國際組織的研究指出，即便國家制定了完善的移工及非公民之外國住民政策，社會對非公民的住民仍存在歧視現象。近年來，勵馨投入移住者服務，發現一些雇主會篩選工作者的國籍，且媒體與政治人物時常發表對外籍工作者的偏見或歧視言論。
此外，台灣缺乏移住融合政策及實施計畫，難以促成族群間相互理解，無法達到消除歧視的目標。勵馨指出，據統計，台灣目前有96萬名非公民人口，其中移工占八成。然而，這些外籍工作者在台灣工作和生活時仍遭遇各種形式的歧視和差別待遇。為揭示非公民族群在台灣面臨的現況，勵馨移住者服務中心邀請三個服務外國人的團體單位，包括壹零玖伍移民工文化協會、台灣萬人社福協會及桃園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並邀集77名移工代表，共同完成《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非公民專題的平行報告，揭示非公民族群在台灣的真實經驗。
勵馨同時呼籲政府，不僅要回應產業缺工議題，更需同步提出移住融入政策，確保非公民族群在台灣擁有平等待遇，能夠參與社會活動，共同創建多元創新永續社會。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紀惠容表示，台灣於1996年簽署的ICERD是我國最早簽立的國際公約，然而直到2020年8月1日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後才開始落實。ICERD強調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然而台灣目前仍存在許多不平等情況。她舉例，移工的待遇存在基本薪資不平等現象，海上漁工每月薪資為美金450元，家事移工則為2萬元台幣，都未達《勞基法》的最低薪資要求，唯有廠工符合最低薪資要求，但其薪資仍遠低於國人薪資水平。家事移工和遠洋漁工目前未納入勞保制度，只有近海漁工有勞保保障。另外，不少來自東南亞與非洲的學生在台灣淪為血汗學生，也引起國家人權委員會進行調查。
此外，原住民族也面臨歧視問題，儘管行政院設有原民會，但社會依然有對原住民的歧視。紀惠容指出，號稱台灣最菁英的學府台灣大學，近期出現歧視原住民的言論，顯示潛意識對族群的歧視問題，形成所謂的微歧視。她強調，這些種族的歧視不應該存在，台灣應制定平等法，以消除種族歧視，確保所有人在台灣享有公平和平等的待遇。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理事Jasmin Ruas指出，她身為菲律賓移工，樂見台灣簽署ICERD，並參與這次非公民的平行報告撰寫。然而她也表示遺憾，因為台灣履行ICERD仍有許多不足。在雇主挑剔移工時，作為家事移工，她無法輕易離職，必須獲得雇主同意才能更換雇主。即使有機會更換雇主，仲介機構也扣留她們的護照，且不會受到制裁。當她們生病需要請假時，會擔心被雇主解雇。此外，她們在公共場合遭受羞辱時，也難以尋求警察幫忙，因為警察並不關心她們的處境，只想確定她們是否逃逸。她進一步揭示，在台灣，許多公共服務缺乏通譯，導致她們在醫院和警察局無法得到適切的協助，且相關人員對她們的需求漠不關心，在警察盤查時常遭遇態度惡劣的對待。
Jasmin Ruas指出，台灣社會普遍對移工持刻板印象，將非公民的移工分為高級與低級，白種人即是高級，造成嚴重的歧視現象。即使台灣宣稱落實ICERD，實際上仍未真正消除對家事移工的歧視。她呼籲台灣政府真正實施ICERD，保障所有族群的權益，特別是家事移工，讓她們不再在歧視的陰影下生活。
印尼勞工團結組織Ganan Community創辦人Fajar表示，她作為一名社福移工，已在台灣工作了12年。然而，她來台前就開始感受到歧視，仲介公司將移工當成商品進行買賣，如同現代奴隸制度，被剝削與恐嚇已成家常便飯，讓移工的工作經驗變成恐怖事件。Fajar指出，來台前的受訓有限，僅涵蓋完成完成申請所需的流程，導致移工在台灣社會溝通困難，增加在台生活的困難程度。在台工作期間，移工必須每年進行健康檢查，否則違法，但移工必須自行負擔全部檢查費用。此外，移工染上肺結核，需要得到雇主許可才能獲得治療，直到兩年前才取消這規定。
Fajar表示，移工依然在爭取就醫權益，因缺乏通譯而導致就醫困難，同時也擔心因生病而被雇主解雇，因為雇主總能找到其他移工來取代。印尼移工來台已長達30年，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的福利與保障並不平等，不同移工間存在待遇差異，與台灣勞工的待遇也不平等。例如轉換雇主方面，移工受到限制，僅在雇主過世時才可轉換。移工的工作往往是台灣人不願意承擔的工作，但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的薪資相差甚大，高達25%，經過不斷爭取，社福移工薪資稍有調升，但仍低於台灣勞工的基本薪資。由於社福移工缺乏明確的工作時間上限與休假時間，不斷出現被剝削的事件。缺乏移工的家事法保護，也使得他們處於弱勢。
日本《每日新聞》亞洲總局特派員石山絵歩指出，去年10月，日本境內有180萬名外籍工作者，較前一年增加了5.5％，而在日本逐漸高齡化的社會中，移民政策是否更為開放成為討論的焦點。現實中，日本的外籍工作者主要從事護理與農業工作，卻同時面臨歧視與仇恨言論。她說媒體是改善這種狀況的重要力量，可透過兩種方式來傳達非公民的真實故事。
首先，媒體需要持續報導這個議題，並且肯定非公民在日本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外籍工作者為日本經濟及社會做出貢獻，值得被看見與尊重。其次，媒體需要傳達非公民的真實故事，即便這些故事並不總是幸福快樂。透過這樣的報導，可以讓社會更深入了解非公民面臨的困境，進而努力改善現狀。
石山絵歩分享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故事，對日本社會來說是重要的反思。一位透過技能訓練計畫到日本的外籍工作者在農場工作期間懷孕，但孩子不幸為死產。她因害怕被老闆知曉而藏匿屍體，後來被起訴，但最終獲判無罪。這事件引起日本社會巨大轟動，也喚起人們對非公民真實處境的關注，「唯有了解這樣的故事，社會才能為改善這樣的狀況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