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美，放在世界的尺度來看，不無共同的標準。舉凡法國大文豪雨果的《悲慘世界》同情社會底層人民所遭受的壓迫、莎士比亞四大悲劇講述人性的糾葛、約伯記探討神義的奧祕、雅歌關於愛情的謳歌，皆有引人入勝之處。
可惜從威權時代開始，台灣的語文教育強調八股封建的儒教思想，對語言文學的掌握能力則為次要。關於人類的同情共感、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人性黑暗的探索，更是付之闕如，甚至混淆了語言教育與公民教育的不同功能。
近日某位明星高中教師對於108課綱的批評引發社會熱議，更突顯前述弊端。一個國家公民品質甚或官員操守的規範，本應是公民課程應該探討的內容，硬要將其歸類在語文教育的範疇，無疑是混淆了自己的本務，也扼殺了學生感受文學之美的契機。
中國封建統治的型態，與今日民主法治的運作方式，早已大異其趣。在家天下的統治中，中國文人所歌頌的君臣倫理道德，與其說是一種高尚的政治理念，更多反而是為適應統治方式而留下的生存哲學，否則一不小心人頭落地，則一切免談，遑論個人的抵抗與價值。
不可諱言，中國文化對周邊國家帶來深遠影響。然而無論是日本、韓國或越南，都在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中，打破由中國定義的「中心」與「邊陲」，找到自己挺身站立的位置。若醉心於古老帝國的餘暉，無視專制極權的苛政，自甘以八股封建為榮，大開道德裁判所，無疑是不合時宜又可笑。
以升學考試作為閱讀唯一目的的教育，已經盤據台灣人心太久，甚至讓孩子拿起課外讀物就會遭到責罵，錯失認識文學之美的機會。課綱只是提供一個學習的指引，課綱之外的作品並非禁書，文學的面向亦十分廣袤，若有教育者因某一篇古文被移除就如喪考妣，這是搞不清文學的本質，更是台灣語文教育最大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