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副研究員）
牆垣間縫隙蹦出的翠嫩小草，在風中搖曳，在磚瓦間以柔軟迎對堅硬，這是自然環境生態，也是歷史處境現實。台灣文學亦是如此，她在不同殖民時期中，面對不同強權，柔嫩的生命總是展現最堅毅的強韌。1945年二次大戰終戰，1947年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台灣文學反應了不同政權的樣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去，除去，切斷與遺忘戰前的文化資產；再，建造，植入與標記民族主義下的穿鑿附會。
從戰前一路書寫、研究到戰後，少數沒有被轉換的語言文字噤聲的作家楊雲萍，在〈一個誤會〉文中提到，戰前知識分子儘管努力在「民族主義」的標語下，與自中國來台者共同進行有希望的文化工作，卻仍有諸多複雜的困難，即使窮盡己力，眼前的成效還是如此有限。他這樣說：「世事是何等複雜，真理是何等深遠，我們盡了最善的努力還恐不能成就萬一。」
夾處在威權與生存的細縫，文學反映了真理與靈魂純粹的樣貌。當哲人已遠，典形消抹，那些曾經被深刻凝視、深情朗讀的文字，被塵封在政權的各樣條例、幾大建設的各種政策下。人們小心翼翼將所有疑問沒入心底，文人戒慎恐懼收起筆墨，送別繆思（Muses）。
身體不自由，心靈受苦毒，所幸，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憑藉著文學給予的盼望和力量，文人拉開抽屜，拿起筆，輕聲向心底的繆思低語：可以，我們相信總是有活下去的方法。
文學不死，在任何時刻，她吹動自由的靈，向社會也向人們呼喚：生命可以如何，人與人相待應該要如何。各種的衝突、萬般的情感、過去的記憶、眼前的困難、未來的可能，文學是橋，串接起各個階段，柔軟又堅強的存在。
蔡明諺老師以1949年《台灣新生報》上的「橋」副刊，為大家揭開一段台灣文學的可貴歷史：那是小草成為衝突與和解使者的見證。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