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台灣人民紛起抗爭。3月9日，國民政府派遣的整編21師抵台鎮壓起義，陳儀宣布戒嚴，並在各地展開清鄉。4月22日，行政院會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以魏道明為省主席。5月11日，陳儀離台。5月15日，魏道明與妻子鄭毓秀抵台。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成立，魏道明宣布解除全省戒嚴並結束清鄉。
清鄉戒嚴 假新文化運動除「謬思」
清鄉戒嚴時期，省政府著手調整文化政策。1947年4月28日，台灣省憲政協進會發起「新文化運動」，倡言「建立正途之國家民族觀念，糾正迷戀日本統治之錯誤思想」，主張「普及國文、國語，避免常用日文、日語」。學界後來統括此政策趨向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5月1日，《台灣新生報》（以下簡稱《新生報》）副刊大幅改版，其中恢復綜合副刊「新地」，每週出刊三期，由包可華（宣傳委員會）主編；新設「文藝」副刊，週日發行，由何欣（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編輯。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報》，戰後由李萬居（雲林人，巴黎大學社會系畢業）負責接收，1945年10月25日改以《新生報》發行。台灣省政府成立之後，1947年9月1日《新生報》改組，李萬居擔任董事長，鈕先銘（台灣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林紫貴（台灣省黨部宣傳處長）為常務董事，鈕先鍾為報社總編輯。李萬居後來遭架空，遂退出報社，於同年10月另外創辦《公論報》。
鋪設一座「橋」 促進雙重交流
在報社改組之前，1947年8月1日《新生報》副刊率先全面改版，歌雷同時接掌了《新生報》的「橋」「學生世界」「俱樂部」與「周末」等四個副刊的主編。由此開啟了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最活躍的一個階段。
歌雷本名史習枚，1921年生於江西。友人稱其「篤信基督教，為一熱誠的基督信徒」。1939年前後，年輕的歌雷曾經隨中國新聞記者薩空了到迪化的《新疆日報》，現有文獻顯示他可能理解俄語，或者能夠翻譯世界語，後來在台灣也大量介紹俄國文學作品。他約在1942年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系（重慶北培）就讀，參加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1943年秋冬之際，以三青團成員為主，創立新血輪社，發行刊物《新血輪》（每週二期），後有魏端（端木野）、師道弘等人加入，至100期被團部改組而退出。
歌雷大學時期的室友馬克任回憶，在復旦時他們「共同編寫一份稱為《橋》的壁報，站在親政府的反共立場，在校園壁報林中很有份量」。1947年8月1日，「橋」副刊在《新生報》上重建，歌雷解釋說：「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紀元。」同樣在創刊號上，歌雷的同事姚隼則說：「讓我們來重新鋪起一座橋，促進台灣和祖國的交流。」由此可知，「橋」這個意象具有雙層的政治意涵：在國共鬥爭的格局下，「橋」是要溝通左派、右派的年輕知識份子；而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台灣情境裡，「橋」是為了重新建立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交流。
歌雷主編的「橋」副刊，是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刊物，他「不願意說明『橋』應當走那一種文藝的路向」，但設定「這園地是一個『自由』而『真實』的園地」。初期稿件以1500字為限，稿費每千字台幣300至500元，每半個月結算一次。「橋」副刊論戰時期，稿件常有超過三、四千字，稿費為每千字1000元，短文及詩作另以篇計算。稿源除台灣本島外，包括上海、福州、杭州等地，論戰開始時，最遠即有來自漢口的稿件。
建立台灣新文學 引燃論戰
橋副刊的刊頭皆由歌雷設計。創刊初期是一位獵人的剪影，指揮兩隻獵犬前進，灑落帶狀的繁星。整體形象類似希臘神話中的俄里翁（Orion）。這種戰爭／戰士的形象，還有第19期騎在馬背上的戰士，吹起攻擊的號角，身旁同樣有兩隻獵犬護衛。與此「剛性」刊頭相對的，是另一系列較為「柔性」的意象，例如第11期是以類似文藝女神繆思（Muses）的形象，描繪「橋」是溝通靈感（星）與創作（書卷）的中介；第32期是情侶擁抱共享閱讀。部分刊頭採用他人創作，例如第30期書評專輯是以王之一拍攝「台北橋」影像製作；第108期刊頭則是挪用史塔森（Franz Stassen）為《浮士德》所繪插圖。除了「橋」副刊，台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主編的《台灣婦女》週刊，其刊頭也是由歌雷設計。
早期的「橋」副刊以創作和譯介為主，文類以新詩、散文較多，小說較少，翻譯詩偏向英美語系，翻譯小說多是東歐文學，評論特點主要在俄國文學與戲劇相關主題。1947年11月7日，歐陽明發表〈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後世的文學史通常以此為「橋副刊論戰」的起點，但真正的論戰是從1948年3月29日楊逵發表〈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引燃。在楊逵的建議下，歌雷宣布〈歡迎本省作家投稿〉，鼓勵可以用「日文」創作，再由報社委託專人翻譯後以中文發表。葉石濤就是在此新的編輯方針下，以日文寫作向「橋」副刊密集投稿。
「橋副刊論爭」是從1948年3月楊逵登場後，持續到1949年4月「橋」副刊被迫結束為止。論爭主題在討論「台灣文學」要往何處去？具體爭辯則圍繞在台灣文學的「一般性」與「特殊性」。例如，台大文學院長錢歌川主張，不可謂台灣新文學「可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對立」。楊逵則認為，我們需要「台灣文學」這樣一個概念，是因為「台灣有其特殊性的緣故」，「必須深刻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民的生活、習慣、感情，而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這就是需要『台灣文學』這個名字的理由。」
因為對「特殊性」的肯定，「橋」副刊接受日文投稿，並出現關於「台語」創作的討論與實踐，例如1949年1月宋承治曾撰文〈發展本島方言文學的文字問題〉主張「揚棄漢字採用羅馬字」，具體的做法可以參考「過去天主教會的羅馬字宣教書，以及今日日本的羅馬字化方案」。與此同時，龍瑛宗對蔡德本改編劇本〈天未亮〉（師院台語戲劇社演出）的評述是：「演出時的文言句過多，應當多用方言」。林曙光則建議：「改編不如創作，以後希望本島的作家多多創作台語劇本。」
搭起文藝橋 通向民主與自由
1949年4月6日，歌雷因涉及楊逵〈和平宣言〉案，遭警備總部逮捕。4月12日，「橋」副刊登出第223期，歌雷在獄中發出啟事，宣布停刊。歌雷先被以妨礙秩序罪、內亂罪偵訊，後雖獲不起訴處分，但仍遭保安司令部羈押，至1950年3月24日獲釋，共繫獄354日。在獄中，歌雷結識因「與叛亂犯來往，思想不純正」罪名入獄的丁靜，後結為夫妻。
1965年歌雷在嘉義主編《台灣日報》，1959年進入《聯合報》工作，擔任編政組主任。1964年在《聯合報》上創辦「聯合周刊」，頗有重現當年「橋」副刊的氣勢。1967年4月《經濟日報》創刊，歌雷出任副刊主編，但於9月因報導琉球主權歸屬問題，蔣介石親自要求徹查，旋即被報社撤職。晚年出任《美華報導》雜誌發行人。1987年9月病逝於台北榮總。
姚隼在「橋」副刊的創刊號上曾讚美說：「耶穌捨棄了肉身，在神與人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歌雷則是為了搭起一座文藝的橋，被迫捨棄了自己的自由和青春。」姚隼和歌雷同樣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同樣不幸的是，姚隼和他的家人在白色恐怖時期也先後被捕入獄，姚隼的妻子死在獄中，姚隼的妹妹與妹婿因另案被國民政府槍決。他們在那個艱難的年代都被迫做出了苦難的犧牲，為台灣後來的人們搭建起通往民主與自由的橋。
相片提供／國立台灣文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