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頻道】加爾文與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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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書(台南神學院傳道師)

  福音與福利  

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有些會友對教會做社會福利服務有疑慮;也有些認為福音應與福利並進,而福利是吸引人歸主的好工具;還有的認為只有一福:福利是福音的展現。

珍寧尼‧奧森(Jeannine Olson)所著的《加爾文與社會福利》(Calvin and Social Welfare,1987年),針對約翰‧加爾文(法文:Jean Calvin)於1549~1560年在日內瓦設立的法國基金(法文:Bourse Française)如何運作以及加爾文的神學思想,做出精闢的闡述:「加爾文認為教會執事的職分是要照顧有需要的人,且服務的提供必須制度化,法國基金因此而生。」

法國基金的財源是獨立的,由各私人或公家單位挹注,甚至加爾文也將他販售講道篇與聖經注釋的所得挹注其中,主要由執事提供社會福利服務。

本書對於今日的宗教社會工作、教會的宣教(傳福音)、關顧工作與長老教會執事的源頭,提供了有意思的看法,也讓我們深思,我們是比當時的執事進步還是退步了呢?

奧森認為,加爾文在法國與瑞士的宗教改革領導者中最為傑出。加爾文主要影響從日內瓦開始的其他世界。但是,加爾文在日內瓦雖有影響力,他仍是寄居日內瓦的難民之一,總是注視著自己的家鄉,盼望有朝一日整個法國可以福音化、改革宗的信仰被許可且自由地興旺。在等待中,加爾文與朋友們在日內瓦,持續為著一波波從天主教地區出逃的改革宗難民提供食物與庇護所。而加爾文的改革特色,就是將這種款待(hospitality)制度化為福利基金,即法國基金,目的是幫助那些到日內瓦並按照上主的話語而活(reform of the word)的人。

 福利系統的制度化 

教會或神學院提起加爾文時,通常會介紹他的神學思想(《基督教要義》或加爾文的數十本聖經註釋),甚少注意他其實富有組織的才幹。正如奧森指出的,加爾文的改革效果能持續,歸功於建構制度。加爾文透過制度工作的同時,也擴展制度本身。正如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透過寫作、為改革建置長遠的制度化基礎,藉著威登堡大學(今德國哈勒-威登堡馬丁路德大學)、依照改革宗信仰所建立的諸大學與許多中等學校,影響了百萬人;加爾文也是藉由他設置的日內瓦學院(今日內瓦大學)發揮影響力,教育機構是至為重要的。

加爾文和路德一樣,促進中等教育,也堅持男孩、女孩都要接受初等義務教育。改革家們也明白慈善機構提供福利的重要性,不僅限於在地居民和窮人,還包含當時代諸多事件的受害者。因此,在日內瓦慈善的組織化結構裡,法國基金最為重要,因為它不單照顧日內瓦中卑微的難民與窮人,更對照顧法國難民有重要性與效果。

當時的路德看見除了對窮人救濟工作的必要性,也需要市議會調整賦稅結構,好提供更多世俗的支持。所以,路德在萊斯尼希(Leisnig)設公共奉獻箱支持窮人,並鼓勵窮人工作以便重新融入社會。

加爾文的做法也和這種趨勢相同,嘗試把慈善組織制度化。加爾文做為法國宗教改革者,當然特別關切人數日益增加的法國難民在日內瓦的福祉。為了克服這難題,他最初接受了一份餽贈,最後成為法國基金的財務基礎。法國基金與它的執事成為加爾文在日內瓦時的重要機構,另外還有教會合議會(consistory)與長老、宣教組織──神聖的牧師團(Venerable Company of Pastors)。

 福利系統的轉變 

藉著比較當時日內瓦與其他進行宗教改革地區的社會福利系統,奧森發覺這些地區的社福系統都互相類似。在城市皈依改革宗之後,城市社福系統就從原本宗教分散化的經營,變成市議會中央集權式的控制。所以,像日內瓦這種皈依改革宗的城市,先前由羅馬天主教屬下各個修道院或機構掌管的社福系統與功能,就被替換為由市議會在城市集中控制的慈惠院(hospitals)中。

然而,法國基金的創設並沒有這種集中化的趨勢,因為該基金是由執事與牧師們監督與執行,且財源獨立於市議會之外。此外,慈惠院原則上只服務本地市民,本身並沒有為大量難民或移民提供服務,也沒有能力提供服務(1550~1562年間,原先日內瓦的居民約有1萬2000人,卻湧入7000名移民)。身為難民的牧師,加爾文著手創設法國基金協助解決難民各種生活問題。

日內瓦的社福系統回應了改教家們的神學重點。改教家們不認同中世紀教會把幫助窮人視為有價值的行為,是因為中世紀教會的思想認為幫助窮人能豁免罪的暫時性處罰,而不必去煉獄被煉淨;改教家們則認為,慈善是回應上帝與鄰舍的愛。在這種處境下,改革宗教會發現有必要以組織的方式照顧有需要的人。在日內瓦,無計畫的施捨觀被揚棄,慈善是透過鼓勵人們定期的捐贈以及基金的行政管理來達成,而運作基金的執事能夠確保福利可以系統化地、完整地、適切地被分配。就當時的日內瓦而言,法國基金是福利系統的重要部分,因為這筆基金被用於城市中的外國人與難民。

 社工、社福與基督教 

若再次檢視加爾文時期的執事職分,不難發現加爾文時代的教會提供的是全人式的照顧。或許有人會認為,現代已有專業社會工作者與社會福利制度,教會毋需走回頭路。

在今日,脫離基督宗教後的社工開展了自己專業的價值與生命,其對人性抱持樂觀的看法,深信案主在足夠的資源介入與培力後,能自決並產生改變。這樣的看法與信念在相當程度上適用,並且也結出許多美好的果實。

此外,為了社工與社福制度專業的獨立發展,加上宗教本身既能載舟又能覆舟的雙面性,使得靈性與宗教的層面常在社會工作中被忽略。但是,基督宗教中對人性隱微又幽暗的看法,認定人在自決上有一定程度的無能為力,卻有力地說明人性真實的樣貌。況且,在台灣社會中,社會工作的建構與實踐常與基督宗教有密切關係。除了基督教價值引領而創設的社福機構外,教會本身也在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誡命中,看見教會對社會關懷的使命。社福機構有開案、結案的制度,有一定的服務時程與對象;相對地,教會沒有開、結案的限制,而是一個有潛力長久接納並滋養有需要的兄弟姊妹的信仰群體。加爾文與他時代的執事們,如何扶助難民與窮乏者,進行全人關顧,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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