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金毓禎（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結合國內7所大學、神學院，及包含勵馨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多個非政府組織所共同籌辦的「正義女神的新天平──修復式正義、人權與和平教育2012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業已於3月5～9日，在台北、新竹及台南等地，順利舉辦，共計有500人次參與。會後，更獲得各界不少熱烈迴響，約有破萬的向隅者或是打電話索取會議論文，或是上網點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線上轉播。
追求正義，是不是痴人說夢？
教會信徒裡面，不少人也有正義的幻滅與受挫經驗。在研討會籌辦之前，有的朋友來信反應，看多了教會內的權力鬥爭，「根本不相信有正義這檔事。」更有人不客氣的直言，「長老教會根本不關心正義，只關心政治。」追求正義，不論是在教會內，或是在社會中，有時，感覺的確像是痴人說夢，或者是狗吠火車。
但基督徒沒有絕望的權利！因為上主，也被稱做是公義的上主，彌迦書更要求：「要行公義，好憐憫，與我們的上帝同行。」因而，縱使基督徒不免常常失敗，但卻絕無法迴避這樣的呼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錯誤中學習效法上主。
活著的正義
這次受邀來台參與多場演說、本身為門諾會信徒的Carl Stauffer教授說得好，修復式正義本來源自於轉型正義，它是一個有機性的、正在演化的、正在改變的「活著的正義」，其特色在於採取處境化的衝突調解機制，來全面性地促進社會整合與關係的回復。相較於傳統司法對於犯罪者採取懲罰、隔離的作法，修復式正義則強調對話，把事情做對，因而更具有社會療癒的功能。
對此，台灣神學院鄭仰恩教授亦表示高度肯定，他指出，修復式正義可以做為轉型正義的良好基礎，能給予受害者主體性與尊嚴，並恢復社會關係，還能維持持續追求歷史真相的動能。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的共同目標都是要構築一個公民社會，而這正是台灣社會所企求的。
從說故事學習自律
至於在社區中，修復式正義該如何進行？Al Badilla Fuertes認為，當人們想要將過去負面的、衝突的能量與傷痛加以忘記，轉為正面的、有建設性的能量時，他們會發現最好的方式就是「說出來」。而在述說過去傷痛經驗的過程中，整個社群得以重新認知這一段歷史，從而提醒每一個參與者自己在社群中所扮演的社會療癒、社群建構的重要角色。
有鑑於此，美國許多州也開始有了相類似的方案，特別是在處理校園霸淩問題上。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並且實際參與修復式教育方案的Lorraine Amstutz強調，使用刑罰做為一種規訓，經常出現在當前的親職教育中；不過，懲罰短期內或許可以限制一個孩子的行為，但卻無助於教導他學會自律，而且往往帶來負面的效應。遭受處罰的學生傾向於質疑處罰本身，並責怪施予處罰的人，不會為自己的犯行所導致的傷害負起責任。修復式規訓卻指引教師發展長遠的作法，教導學生：1.所有人都應該受到尊重，要了解每個人都看到一部分的事實；2.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且需要承擔這些行為的後果；3.體會到我們都是社群的成員，也彼此關連。
修復式正義之於原住民文化
不少與會學者均肯定，修復式正義與原住民傳統文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根據許春金的研究，台灣泰雅爾族人遵循Gaga而形成的緊密關係，使得個人與團體之間幾乎沒有太多的衝突，就算衝突不幸發生，藉由泰雅族正義內涵下的修復圈模式，也能夠有效快速的處理衝突事件，使加害人復歸至群體中。
這種情況亦出現在紐西蘭毛利人的文化中。前監獄之友協會（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執行長Kim Workman提到，西方白人的司法體制往往具有種族偏見，毛利人只佔紐國總人口數的15％，卻高達監獄人口的50％，原住民青少年更往往因為微罪而入獄服刑，這促成了毛利各部落在1970年代的集結，要求以具傳統文化精神的家庭會議（family conference）來解決原住民孩子的犯罪問題，給予加害與被害的雙方一個補贖的機會。結果參與修復式正義的加害者，再犯率降低了15％。
相對於紐西蘭經驗，台灣未來可以如何推動修復式正義？有鑑於台灣政治大環境的惡質，吳豪人警告：「忽略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持續破壞原住民族的文化，卻在台灣主張修復式正義，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同理，未經一次徹底的轉型正義的震撼教育，則修復式正義在台灣，永遠只能是應報型司法掩飾其苛酷無情的裝飾品。」
而這樣的轉型不能僅止於表面的制度，平埔族後裔的謝若蘭憂心，縱使當今許多美國原住民族法庭已擁有司法自主權，但由於多數執法人員已受殖民內化，非但不以和平的修復式正義為中心，反而會根據殖民者的懲罰規範來進行民族法庭的架構。
從亞洲經驗出發
在一些亞洲國家，修復式正義強調加害者、受害者及社群三方對話的理念，往往或是受限於理解不足，或是由於主流社會文化過於重視應報，而失去平衡。根據?村志郎與細井洋子的研究，目前在日本執行修復式正義的單位多為民間團體，由於社會中較多支持、提倡以受害者為主體的補償，而對於加害人則動輒訴諸報復，距離修復式正義整體理念的全面落實，還有一段距離。
雖說台灣實施修復式正義的脈絡，與日本不盡相同，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由法務部發包給民間團體執行，在參與籌備會議的主事者陳文珊看來，由於目前參與的NGO並無形成什麼明確的自律準則，既缺乏彼此之間的串連與合作，更未與國際社會既有的相關資源接軌，以致於對修復式正義的推動形成，只知配合法務部既定政策來做，而傳出不少受害者覺得自己被迫參與的弊端，抑或是以修復之名行報復之實的過當作法。在推動未來本土修復式正義運動上，負責任的NGO會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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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與復和，過去一直是基督教會的呼召與使命，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早就這樣認信：「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可惜，教會過去在推動台灣自決與民主的同時，未能深究上帝國公義的豐富內涵，未能將醫治與復和的事工同修復式正義的理念關連起來看，以致於無法切中當前社會司法改革的脈動。
修復式正義，做為價值理念，它不可能完美。在現實層面的推動上，其作法也不應該被過度樂觀地評估。但這卻是基督徒幫助社會認識上帝的一個可行的管道，諸如更生團契等教會所參與的監獄事工中，便包含了促進加害者與被害者復和這一項在內。正是有許多人抱持著為主甘心做痴人的信念，最終促成了這次整合宗教、法律、社會等不同學門的研討會。深願這是教會投入相關事工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