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基督徒不服從》第一場新書發表會在濟南教會舉辦，對我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雖然來過幾次，卻是我第一次「正式」進到濟南教會。
1990年，雖然解嚴，二二八還是許多人不敢提起的話題、不能碰觸的傷痛、不願面對的真相。那年，曠野社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邀請翁修恭牧師用北京話、周聯華牧師以台語證道，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二二八。
社會並沒有因為這場禮拜減少對立，但至少教會的關心及參與，讓社會有機會對話與和好。那日後，我成了曠野社的志工，簡單地協助蘇南洲主持的關懷事工。有天，受難者家屬在濟南教會開會，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濟南教會，不過，我的工作是「看門的」，站在門口謝絕記者採訪，畢竟，在那天剛要開始光亮的時代，受難家屬露臉，還需要一點勇氣。
最近一次到濟南教會是2014年的占領立法院運動。從嘉義北上的前一天晚上，香港時代論壇和我連繫，希望訪問台灣「基督徒學者」對占領運動的看法。那天，我們就坐在教會門口，談著程序民主、中國與台灣，及新自由主義對台灣造成的種種傷害。
二二八或太陽花，是許多人重要的生命經歷，也是社會發展的關鍵事件，但在這些受矚目的壓迫與抗爭事件外，還有許多剝削與反抗發生在各個角落與日常，這些衝突未必和中國、藍綠有關，而是源生於階級、性別、種族、世代的權力差異與千年壓迫。
社會的進步未必是來自權力者的美好安排，往往是因各樣衝突帶來改變，特別是弱勢者反抗強勢統治壓迫所造成的衝突，我們才有機會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們不用害怕衝突，因為無能或不願坦然面對衝突的「和諧」，通常只是鄉愿、恐懼，或隱藏權力者的暴力展現，經過衝突，才有機會批判、思辯，而這過程中，也必然存在各樣衝突。
教會的參與或許不是台灣民主化的主要關鍵，卻總是在各處展現改變的能量；這些隱身於不同社會運動的基督徒，關切的未必都是國家認同的「高檔」問題，卻是走入社會不同角落默默守候，與哀哭的同哭，或改變制度，努力實踐公義與憐憫。
雖然因為發表會第一次「正式」走進濟南教會，但更多的時候，我是隨著抗議隊伍「路過」位於總統府、立法院、行政院間，這座見證，甚至參與台灣民主發展的百年教堂。也許，教會裡的人，未必都認同社會運動的主張，但對路過的我來說，卻總給我來自信仰的親近與與安定。
台灣的民主化發展不該只是侷限在統獨爭議，更多的壓迫來於發展主義的豪取掠奪，及「父權」價值對各樣邊緣者的壓迫，《基督徒不服從》也試著扣問長老教會以往主流的社會反抗框架，再思考在新時代中流傳千年的種種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