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光（精神專科醫師，台北和平長老教會會友）
戰爭改變國家，也徹底轉變個人命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確深遠改變了當今世界。二戰結束已超過70年，是否這場人類史上範圍最廣、傷亡最重的戰爭，所造成的遺害也落幕？從近年來各種資料（包括書籍、電影）陸續發行，顯示答案是否定的。本文主要檢視人類對於戰爭後遺的苦難，所蘊含的教訓與啟示，仍有許多功課需要去認識、處理和療癒。而基督信仰中的重要訊息，帶來了安慰、盼望與寬恕。
戰爭苦難與信仰的連結
透過痛苦遭害的經歷，認識神的慈愛、公義與拯救恩典，是基督信仰重要的元素。人以有限生命的視角，看待現世的哀慟困苦，因此應當懷抱基督永恆生命之主的盼望眼光，帶進超越的意涵，並領會面對生命破碎與痛苦的平安。
苦難是聖經中重要的元素。舊約不僅記載眾多先知、士師、君王的艱苦遭遇，更明白描述了以色列人經歷被外族征服以致國破家亡、被擄的漫長悲痛哀傷。聖經固然有許多關於戰爭的事蹟記載，但整本經文中更是彰顯了神對於子民的苦難罪過，施以公義、憐憫、盼望與拯救。
聖經裡，上主給予被擄之民拯救的應許，像是西番雅書３章8～20節記載：「耶和華說，你們要等候我，直到我興起擄掠的日子，因為我已定意招聚列國聚集列邦，將我的惱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傾在他們身上。……耶和華已經除去你的刑罰，趕出你的仇敵。……那時我必領你們進來，聚集你們，我使你們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就必使你們在地上的萬民中有名聲、得稱讚，這是耶和華說的。」
當帝國回家──戰後社會的窘迫混沌
歷史告訴我們，很多悲慘困境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才冒出更棘手的狀況。二戰結束當下，約有800萬「戰爭難民」流離在德國，歐洲其他各地也有300萬類似處境的各國人。歐陸如此，東方的日本經過殖民政策，長期大量本土人民移居海外，以及戰時浩大規模的軍事動員，戰爭結束隨即遭逢史上最龐大人員遣送的海洋運輸作業之超級任務。
1945年8月，日本總計有690萬軍人與百姓（粗略比例約各半），滯留日本本土以外的地區。在盟軍協助下，當年9月起，有500萬人於隔年底前返回本土。當初移居海外的日本人民，不得已拋棄旅居地的家產，僅攜帶有限隨身財物，回到因戰禍而滿目瘡痍、的家園。大量遷移的人口對戰後資源缺乏的日本來說，等同加劇窘迫困境。《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對此有廣泛、深入的整理敘述。另一方面，戰俘的遣送與返鄉，也有許多悲慘的事蹟。像是滿州的日軍戰俘，遭蘇俄關入西伯利亞勞動營，即便存活，也要再經數年才得以返國；還有，如電影《拆彈少年》描述的德國少年兵，他們在戰爭末期捲入戰事，戰後又被俘虜留置，被迫在其他國家擔任命繫一線的地雷拆除任務。
戰後沉重坎坷的路才是開始，同樣遭害於「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戰後台灣的重建，跟朝鮮、中國及日本固有關聯，卻又有著迥異的命運。例如朝鮮半島，終戰隨即經歷本就缺乏互信基礎的美俄共同「盟軍託管」的短暫時期，而後韓戰爆發，導致南北韓分裂，至今二戰對該國的影響仍延續著。
就國家社會層次，戰後德國和日本分別大舉進行思想與人性教育的變革；政府體制上，也相當程度的排除了納粹黨分子、軍國主義分子。就社會層次之心靈重建與療傷層次來說，德、日於二次大戰中的占領國組成與性質或有不同，而其各自轉型正義的工程也在戰後分別展開，《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一書，即是針對戰後國家的社會變化，作出有條理敘述、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1945年）後，台灣接連面對二二八事件（1947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撤退台灣（1949年）、韓戰（1950年），乃至於38年的戒嚴（1949年5月～1987年7月），各項皆為重要時代轉折，可以說台灣社會現今依然深受二戰及國共內戰遺緒攪擾，也仍在尋求重建與經歷再生的坎坷歷程。
身為基督徒，閱讀過聖經中路得記、尼希米記的經文，相信可更貼切領會那種遭逢災害或亡國被擄，試圖返鄉生存和重建的艱難困厄之處。
放下私我──戰後審判建構法理機制
經歷人類史上最多國家涉入、死傷最慘重，已然模糊前線、後方的龐大總體戰爭後，如何處置發起戰爭的「禍首」，必然成為國際社會的情緒出口，以及作為避免未來再啟戰禍的警醒。
1945年11月，戰勝的同盟國克制仇恨報復的原始本性，試圖建立法律機制來審判那些應為啟動戰爭、犯下戰爭人類罪行負責的重大「戰犯」，並施以「適當」處分，因而展開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紐倫堡大審」「東京大審」。
此舉使同盟國難以避免地背負了是否全然公義、公正的批評。的確，有些惡行歷歷的將領或高級軍官，終究在同盟國高層之現實政治利害考量下，給予了條件交換和妥協的處置。然而，法官勞勃．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在紐倫堡軍事法庭開庭的致詞，依舊值得敬佩：「同盟國得勝，卻也遍體鱗傷，他們沒有擅自展開報復，而是讓戰俘接受法律裁決。這是人類歷史上，權力向理智致敬的不凡行為。」
德國納粹以系統性種族滅絕手段謀殺了600萬猶太人（以及另殺害數以百萬計的非猶太裔），還有日軍在中國南京和南洋等地屠殺無辜人民的惡行，由於其殺害時間發生於戰爭時期，故不於本文篇幅中深入探討。然而，如此嚴重的人類罪行當然造成無數家庭痛徹心扉、難以化解的傷痛，也對民族及人類社會留下需要深刻反省及如何根絕問題的歷史難題。
戰後德國整體尋求邁向轉型正義，雖然現實困境重重、涉及層面廣闊，但國家持久的努力也為人類寫下值得學習和尊敬的一頁。尤其是過程中，面對舊體制人員的盤根錯節、私利護短，依然堅毅求取突破。
人性交戰──重建殘破傷慟的心靈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時宣告結束，但人們心中的戰爭卻依舊進行著。因為我們仍未真正和解，諸多心靈猶待療癒。當戰火停止，人性醜陋與良善、自私與仁愛的糾纏和對抗，卻依舊上演，怨恨與茹苦的陰影，仍不時徘徊。
即或戰爭結束，心靈腦海的殘害仍遺留並深遠影響著個人與社會，心靈殘害是戰爭災禍中極嚴重的層面，不論身為戰士或人民。若回溯到武器交戰的「戰前」時光，往往軍隊或執政者早已透過宣傳與教育，對人民散播改造思想，其中不乏偏頗、扭曲正常人性的因子；這在日本的「軍國為上」思想教育和德國納粹的「種族優劣論」思想灌注，便極為明顯可見。
來自戰爭的種種緣由、過程、結果，深化了國家、族群、社會之間的仇恨與分裂。那些「緣由、過程、結果」皆須經歷後世的嚴謹檢視、審慎探討與誠心改正，然則這不是要去催發仇恨對立。很遺憾地，台灣長達38年戒嚴時期的教育體制，卻往往偏重後者，且簡直蓄意般地偏廢前者。
此外，「戰勝者」「占領者」優越感的自我警惕和克制，也極為重要。從戰後社會的制度重建、資源分配，乃至於對所謂「戰敗者」的教育，在在都顯示出人類潛藏「征服、宰制」的原始本性。若我們依附於「戰優、敗劣」的認知分野，勢必以戰爭合理化殘暴罪行。
現代戰爭之慘烈肆虐，對肉體與心靈的傷害程度，已然遠超人力、人智、人性所能掌控。所謂「戰勝者」往往也是傷痕累累，戰爭的「得勝」，並不足以免除其肉體或心靈的創傷，也衍生人性遭延續衝擊的後遺症。
戰爭的苦難包含了人類所能造成之災害與罪惡的總集合，或許戰後世代難以深切體會其中所有的痛苦，然而現今居住在台灣的各族群，幾乎都曾直接、間接經歷戰爭前後所造成的苦痛。這是絕大多數台灣住民，即或不是最大、也是相當大的人性經驗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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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未解的遺憾，不論是記敘苦難，撿拾殘餘悲哀，或是了然豁達，從憐憫、同理引導至人性面的相互理解，的確有益於減輕生命傷口的痛楚，並彼此獲得療癒。面對苦難，人們需要有宗教信仰的扶持。這不僅是情緒安慰層次，更因為受苦的個體及其周遭者，得以經由探索生命更高的價值與目標，尋得意義和經驗層次的昇華，才能超越現實面的痛苦侷限，從而減輕人生悲慘的包袱。
期待戰爭歷史的血淚傷痕，不再是隔斷世代或族群交流與融合的斷層。依靠神大愛，真誠的接納，存謙卑的心，進入彼此寬恕、滿有公義的社會，一起與神同行。有基督信仰的人們，才可能領會被擄心靈得著釋放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