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專題報導】無數場社會運動為台灣走向民主歷程帶來不同程度邁進，其中一起，因事後審判過程公開，使更多民眾知道黨外運動理念並不再單純接收政府灌輸資訊，對日後追求自由行動具有推波助瀾之效──這正是1979年12月10日於高雄美麗島圓環（舊稱新興圓環）一帶爆發之「美麗島事件」。
1970年代的台灣，正處於內部政權不穩、外部外交受創，如：1970年泰源事件、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7年中壢事件、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等。中壢事件讓不少黨外人士看見群眾力量，而1979年「橋頭事件」以宗教行動為由發起遊行，未受到政府派警強烈攔阻，故類似模式被延用；當初美麗島雜誌社高雄辦事處以「慶祝世界人權日31週年」為由申請集會，但未獲准，不過當時申請未獲准是常態，故主辦方決定依舊如期舉行。
最開始集會預定在中央公園（舊稱扶輪公園）舉行，因未獲准，故主辦方決定改於美麗島圓環舉辦。而中央公園作為誤導軍警的誘餌，但當天公園其實聚集了約2到3萬不知實情民眾。
主辦方在圓環短講到一半，發現不遠處的鎮暴車處冒出白煙，警方開始釋放催淚瓦斯，於是決定隨即沿著中正四路往鹽埕區方向移動。由於天橋遮住視線、主辦方以為那頭警力較少，並欲占領高雄港與政府談判，當時呂秀蓮等黨外人士在演講車上以台語不斷疾呼「台灣人民站出來」，非常振奮人心。但途中遭遇警民衝突，為避免遭警方包夾，於是遊行隊伍改走瑞源路，又經大同路後，才抵達美麗島雜誌社高雄辦事處。
眼見遊行後事態越發不可控制，主辦方高喊「台灣人民勝利了」並宣布解散，但群眾卻是情緒激動，依舊不願離去，此時原本在中央公園群聚的民眾也開始往辦事處靠攏。不久後，警方駕駛鎮暴車衝入人群，並展開武力鎮壓，民眾四處逃竄與反抗，有不少人躲進在辦事處附近的大益商旅（舊稱大益飯店）裡，親眼目睹暴力過程。經過蔡有全等人持續與警方談判，主辦方終於可以短講，但因為講台早已經被撤走，當時康寧祥、黃信介、林義雄、呂秀蓮等演講者，必須坐在鋁梯上才能對群眾談話。演講後，軍警再度以催淚瓦斯驅趕群眾，直到人潮散去。
事件後，逮捕行動沒有停止，許多黨外人士遭拘捕，並受到非人道對待與刑求。在民間奔走下，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使國民政府讓步，報章媒體得以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最終被以叛亂罪起訴的8人中，施明德遭判無期徒刑、黃信介遭判有期徒刑14年，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有期徒刑12年，另有37人以其他罪名遭起訴判刑。
這段期間有不少人倫悲劇，如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在家中遭殺害的「林宅血案」；但也有見證，如已故牧師高俊明協助藏匿施明德，與非基督徒的黨外人士在被告陳辭中引用聖經，唯願彰顯公義價值。適逢美麗島事件40週年，本期新聞專題帶讀者重新回顧這段台灣民主史上不可抹滅的一頁。
陳儀深：人類歷史上一段佳話
【林宜瑩專題報導】「美麗島事件發生後20年，當年辯護律師陳水扁與受刑人呂秀蓮，把執政半世紀的國民黨拉下台，在人類歷史上應該是值得記載的一段佳話。」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指出，美麗島事件出現群眾運動的模式，表示戒嚴體制已經出現鬆動，台灣菁英參加選舉，也找到發表言論、集結民眾的機會。
陳儀深認為，黨外人士集結於「美麗島雜誌社」的旗幟下，朝向組織化、宛如沒有黨名的黨，觸犯當局的禁忌，因此1979年12月10日的警民衝突才會被定性為叛亂事件，並打壓反對運動。然而，經過受難家屬及海外台灣人團體的營救，乃至國際特赦組織及美國國會議員介入聲援，巨大壓力不但影響政府處理態度，且對1986年的開放黨禁、1987年的解嚴都有相當程度影響，而這一段自由化、民主化過程，可稱為廣義的美麗島事件或美麗島運動。
陳儀深說，當年遭捕者偵訊過程的刑求逼供，最早見諸文字並獲公開發表的就是林義雄所寫的〈備忘錄〉，其中有扼要的描述：
偵訊方向：在保安處四十多天的偵訊中，從他們的問話態度和語氣，似乎是要把一年多來的黨外活動弄成是一個計畫性、有安排的一連串活動，把六七年選舉前的民主餐會黨外助選團以及選舉停止後的一切活動，都看成是顛覆活動的一部分，後來不知怎的，只選擇了五人小組和辦理雜誌這部分，其餘的就略而不提。
刑求方式：反反覆覆的問同樣的問題，……答覆的不滿意就打，……用的方法是拳打腳踢，並時時吩咐拖到地下室去作恐嚇，連續有好幾天（約十天），打的部位是上身、前胸、後背、腹部，腳踢的主要是小腿和腹部，有時也用香菸燙我的臉，燒我的鬍子，……
結果：心灰意冷，所以自白書儘量照著他們的意思寫，筆錄也懶得仔細去看它而照簽。總共在保安處先後作了五、六次筆錄，直到他們認為滿意為止。
陳儀深認為，白色恐怖下的無黨籍政治人物單打獨鬥對抗國民黨的經驗固然寶貴，後來的黨外運動，特別是1979年美麗島政團企圖透過各地設置雜誌（分）社、朝向組織化（政黨化），結合群眾運動挑戰戒嚴體制。雖然被當局摧折，隨後受難家屬與辯護律師參政卻受到民眾支持，預示了台灣進入真正政黨政治時期的來臨。從這個角度看，高雄事件所透露的民主曙光，是多麼值得珍惜。（文章內容為陳儀深、11月2至3日受邀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學演講時的講稿摘要整理。）
薛化元：奠基住民自決之訴求
【林宜瑩專題報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薛化元認為，「高雄事件」與「美麗島事件」常被混淆，他認為，1979年12月10日、或包括前一日發生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人員遭到軍警暴力鎮壓的鼓山事件在內的軍民衝突，應可稱為「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時間較長、規模較大，是自1978年年底停止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起算，由原本期待透過參選、參政的黨外人士集結、成立美麗島雜誌，並透過雜誌努力朝向黨外運動的組織化的民主運動。
薛化元指出，蔣經國掌權後，雖拔擢部分台灣籍青年才俊擔任黨政幹部，但是最主要的國防、財經、情治、外交乃至中央教育主管的職位，仍由老一輩來自中國大陸（或其下一代）的外省籍菁英擔任，對於言論及台灣本土文化，也維持壓制基調。
政府在新聞界、文化界也進行新一波管制行動。1975年行政院以改進電視為由，成立「研究小組」進行管制，電視台的布袋戲被迫改為北京話播出，限制每天「方言歌曲」播出數量。其中比較特別的事件有：1974年在教會禮拜進行中，警察進入教堂強行帶走泰雅語聖經及聖詩；1975年1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沒收中華民國聖經公會新譯的台語羅馬字新約聖經。整體而言，蔣經國雖開啟「革新保台」的政治改革，卻沒有改變箝制人民思想言論的態度。
相對於國民黨的打壓，面對台灣重大變局，台灣社會也出現持續要求改革的動力，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代表的社會團體，透過其內部的民主機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每年的總會是由各中會的代表共同構成），先後提出了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2年），〈我們的呼籲〉（1975年），〈人權宣言〉（1977年）。薛化元說，長老教會主張台灣全體住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前途，一路發展到1977年提出要求成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藉此要求民主改革及追求台灣政治主體性。
薛化元表示，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士的主張雖一度轉為保守，改以制衡為訴求重點，但到了1982年9月28日，黨外台北市議會議員組成市政研討聯誼會，提出6項政治改革主張，再度標舉台灣前途應由台灣1800萬人民（當時台灣住民總數）共同決定。此後，住民自決成了黨外人士的訴求主軸之一，這也是直到民主進步黨成立後，對於國家走向、民主憲政的核心訴求。（文章內容為薛化元11月2至3日受邀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學演講時的講稿摘要整理。）
話說《美麗島》雜誌
號召有志之士論國是
美麗島雜誌創刊號
【陳逸凡專題報導】1979年月8月16日，《美麗島》雜誌正式出刊，黃信介任發行人、許信良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施明德任總經理、林義雄律師及姚嘉文律師擔任發行管理人。當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國民黨政權面臨重大政治危機，並透過一連串手段鎮壓民主運動。《美麗島》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創刊。
黃信介在發刊詞〈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劈頭即點明「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動盪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在在逼使我們在一個新的世代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來的道路。歷史正在試煉著我們！」「我們受到人民大眾高昂的參政意願和熱情的鼓舞，堅信民主是這個時代的潮流，擋也擋不住！所以毅然創辦《美麗島》雜誌來推動新生代的政治運動！」
黃信介指出，取名美麗島，是因為這裡是台灣人生長的家鄉，這裡的子民更關懷未來共同的命運，「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從過去，我們無法找到引導的方向，我們必須獨自尋找、創造我們未來的命運。」
黃信介進一步指出，「三十年來，國民黨以禁忌、神話隱蔽我們國家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扼殺了我們政治的生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新世代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美麗島》的目標是要推動新生代的政治運動。我們將提供廣大的園地給所有不願意讓禁忌、神話、權勢束縛，而願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講話的同胞，共同來耕耘這美麗之島。讓我們共同來深深挖掘我們自己的土地，期待一個豐收的明天——自由民主的花朵開遍美麗島！」創刊號封底也放上同仁合影及名單。
基督徒作為一個公民
美麗島雜誌第二期
【陳逸凡專題報導】1979年9月25日，《美麗島》雜誌第二期出刊。黃信介在〈請大家拿出誠意來！〉中明白揭示受到的干擾，包括印刷過程的不愉快、8月底雜誌寄送時遭到郵局非法扣押，經交涉並致函台灣郵政管理局，有超過20％的遺失率。為了應對此一情況，黃信介呼籲支持者，在郵局不能保證正常投遞郵件之前，暫時停止長期訂閱《美麗島》雜誌，改到雜誌社服務處及書報攤購買。
此外，黃信介亦指出各地書報刊受到警察威脅或以借閱名義沒收，並呼籲治安人員尊重法紀。文中指陳，國民黨當局在9月8日美麗島雜誌社舉辦創刊酒會時，派遣所謂「反共義士」前來企圖製造暴亂，這是缺乏政治溝通誠意的表現（史稱「中泰賓館事件」）。美麗島雜誌社舉辦座談會，為了展現誠意，都會邀請國民黨重要黨務幹部和學者專家與會，「本社是贊成政治溝通的，我們只是強調，溝通要有誠意。」
因不滿意內政部秘密擬定的「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草案」，本期《美麗島》雜誌也特別刊載社方主辦的〈選舉罷免法草案座談會記錄〉，就是希望把看法公諸於社會，接受社會批評據以做為修訂之參考，這些都是展現溝通的誠意。
本期亦刊載《台灣教會公報》發行人金輔政撰文的〈台灣教會公報宣揚上帝的公義基督的拯救──由聯合報專欄評論本報談起〉，回應《聯合報》作者楊良楚、胡純良以「基督徒」的立場抗議教會涉及政治。
金輔政指出，參與關懷社會的聖經信仰根據，並以此報揚政治、社會、經濟及國際社會上的公義。「因此呼籲政府與民眾積極推行政治革新、防治環境污染、認同台灣為鄉土、廢止官僚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及『促請政府使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都是根植於愛鄉土、認同百姓，即使社會更具有公義之苦心的自然流露。」「基督徒做為一個公民，不但要關心政治、遵行法律、並要見證真理之光，隨時指明正道的方向；做為地上的鹽，以促進公義的實現。」
免於恐懼的言論自由
美麗島雜誌第三期
【陳逸凡專題報導】1979年10月25日，《美麗島》雜誌第三期出刊。黃信介在〈大家一起來參與！〉中，再次發表對「政治溝通」的見解。他表示，政治溝通是由國民黨內部人士推動，顯示國民黨受到新生代政治運動衝擊後，從「以力服人」轉而嘗試「以理服人」，這是很好的現象。
然而，黃信介話鋒一轉指出，雖然政治溝通的聲音喊得響亮，國民黨卻一邊和黨外人士溝通，一邊抓人、干擾出版，因此仍不得不對國民黨的誠意感到懷疑，他呼籲國民黨拿出誠意，討論國家社會的問題。他認為，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中，特別提倡溝通，是畫蛇添足，因為民主政治制度下，人民本來就能主動提供對國事的意見，根本沒有必要特別進行溝通。「如果要講「溝通」，那就不能由少數幾個人在酒席間『溝通』，而是要讓整個社會都能一齊來溝通，也就是讓整個社會有言論的自由，討論的自由而免於恐懼！」
《美麗島》提倡的是大眾參與的觀念，讓社會上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我們不要老是認為群眾是愚昧的，事實上，民眾的群體智慧往往是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民眾的智慧也許有不成熟的時候，但是，在群體的創造和生活現實的教育下，他們會成熟，而這必須在一個大眾參與的社會中才可能。民主制度是教育多數群眾之唯一有效的方法。」
為鼓勵大眾的參與，美麗島雜誌社也積極舉辦座談會，繼第二期刊出「選舉罷免法草案試稿」後，另設立研討小組，廣泛蒐集各方意見做為修訂的參考。
在「本月黨外記事」單元中，特別報導9月28日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開幕茶會盛況，聚集了大批群眾聆聽雜誌社核心幹部演講，甚至到了阻礙交通的程度。由於許信良即將出國，也特別利用這次機會向友人辭行，然而沿路都遭到跟蹤，甚至在警察局樓上窗口有人持攝影機大肆拍攝，到台南用餐時，警察亦佈滿附近街道禁止人車通行，然一行人仍盡情吃喝聊天，全然不理會警方如臨大敵的部署。
擲地有聲從此成絕響
美麗島雜誌第四期
【陳逸凡專題報導】1979年11月25日，《美麗島》雜誌第四期出刊，數日後美麗島事件爆發，擲地有聲的《美麗島》雜誌，從此成為絕響。在這期〈政治是大多數人的事 要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中，黃信介聚焦毛豬價格節節下降的問題，屏東里港養豬戶在美麗島雜誌社編輯部同仁陪同下前往經濟部陳情，社方則在屏東召開毛豬問題座談會，有100多位豬農參加。
黃信介分析農業危機和勞工問題癥結，在於政府的經濟政策犧牲廣大農民和勞工的利益。他指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指出國民革命是『為農夫工人而奮鬥，意即農夫工人為自身而奮鬥』，……也就是說，國民黨的政治理想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奮鬥的。」
「但是，曾幾何時，國民黨這一照顧大多數人利益的理想精神不見了！三十年來在台灣的經濟政策下的農業政策、勞工政策便是失去這一精神的表現！」黃信介並再次闡明美麗島雜誌社提倡大眾參與，提供園地，就是要在「政治是大多數人的事，要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根本原則上，討論國家社會的大小事，因為一個合理的社會，就是照顧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
由於這一年10月26日晚上，韓國大統領朴正熙遭到其視為心腹的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身亡，美麗島雜誌也特別撰文探討韓國政變的背景和啟示，指出靠武力政變奪得政權的朴正熙毫無疑問是一位愛國者與反共鬥士，但是憑著這些都無法讓他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因為獨裁者最大的慾望是要他的『子民』永遠滿足於動物的層次，像豬一樣只求填飽肚皮，服服貼貼地聽候驅使和宰割！」
這篇社論表示，若要成為受愛戴、被欽仰的政治家，必須樹立民主典章制度，「化『個人』一時的『偉大』和『英明』為永垂後世『制度』上的『完美』和『安全』。在這種制度下，不僅個人可以獲得安全和榮耀，全體國民也可能世世代代在制度的保障下享受共同的安全、富足和繁榮。」可惜在專制統治下，容不下這一本宏觀視野的雜誌，最終成員盡數遭逮捕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