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是關懷愛滋主日，讓我們正視與反思從過去的愛滋病到近期的猴痘、肺炎疫情，引發的連串對疾病與患者的歧視。
◉吳易澄（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主任暨主治醫師）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持續快三年，身心科的門診間，陸續增加了許多新面孔。不少人在這段期間引發的各樣不安與不適，並非完全來自於病毒導致的症狀本身，也反映防疫過程中的各種經驗，包含經濟問題、照顧工作與人際關係改變等諸多情境的交織影響。由此可知，這場疫情不僅是尋求對病毒免疫的挑戰，也檢驗整個社會的脆弱體質。
從疫情初始，大家對這個未知的病毒充滿恐懼，病毒導致的症狀也相形嚴重。因此一開始，「未知」成為恐懼最重要的根源。幸運的是，台灣曾經歷了SARS疫情，在公共政策上的防守算是應變得當。因此，在世界各地都快速成為重災區時，台灣依舊能夠享有不至於封城的自由。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防疫政策雖然仍有微詞，例如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因此受到限制，或被放大檢驗，但是整體而言，公民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並且適度限制個人的自由，讓整體社會具備不受病毒侵犯的能力。
疫情下的道德壓力
嚴格的防守策略雖然確保了多數人的安全，卻也讓我們看到部分族群在防疫過程中被放大檢視，或是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例如特殊行業的工作者、計程車司機，乃至於外籍移工等。他們往往被視為容易帶有病原的族群，因此會受到異樣的眼光看待。此外，由於疫情初始，跟人類社會過去對許多疾病的汙名一樣，感染者往往被認為對自己或他人的健康不負責任，因此背負了難以承受的道德指責。回頭檢驗過去一兩年的媒體，初期感染者被冠上各種綽號，可見一斑。
台灣正邁向高齡社會，面對這波疫情，照顧者尤其辛苦。由於整體的照顧量能不足，照顧的基礎建設貧弱，因此壓力都轉嫁到照顧者身上。脆弱的老人家受制於防疫規範沒有去處，對於被感染有著高度恐懼，令陪伴者因此身心俱疲。再者，突如其來的停班停課，也讓身兼照顧者的上班族蠟燭兩頭燒。即便許多工作單位改成在家工作模式，但上班與休息的時空情境難以切割，使得許多人的時間安排更加破碎而失序。
一線醫護人員的辛酸
在這波疫情當中，還有另一群人，也承受著另一種層次的壓力，即每天都必須與病毒對抗的醫護人員。這些醫護人員身負照護與治療的重責大任，因為與感染者頻繁近距離接觸，相對而言，身心負擔變得更加巨大。由於醫護的勞動人力有限，倘若醫護人員受到感染，在染疫就必須嚴格隔離的政策前提下，會有拖累同儕的罪咎感。即便如此，為了維持運作，醫療機構有時也會祭出更嚴格的出勤規範。這些在道德責任下的情緒勞動，更是疊加了醫護人員的疲憊。
目前台灣的防疫政策逐漸走向開放，即便仍有許多人感染，症狀確實也朝輕症改變。整體來說，這是走向群體免疫的必經階段，也就是說未來必須與不斷變化的病毒共存。有許多研究者指出，不少染疫者出現了「長新冠」的症狀，這似乎與心理壓力有關，症狀表現在人們身體的疲憊與心智狀態的改變。也有論者質疑長新冠的具體事實，認為這就像有些模糊的身心症一樣，其實是被建構出來的，媒體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反映脆弱社會的鏡子
其實人的感受是真實的，這場疫情如同一面鏡子，反映著整體社會的脆弱性。換言之，也就是考驗著減少傷害的基礎建設是否足夠？在公共危機中，是不是有許多人承受了更多的風險與壓力，成為代罪羔羊？疫情之後，人與人之間如何重新想像關係，重新連結並互相合作？公民社會如何創造集體利益，並且減低對弱勢者的權利剝奪？這些都是疫情帶給我們更深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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