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專題報導】為暸解教會年輕人對國家與教會的觀察及展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5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的第2場「青年/大專論壇」於12月11日在高雄宣教中心4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該論壇邀請正在攻讀政治學博士的「奧古廖」先生擔任主持人,前立法委員黃昭輝長老、「做伙來講台語、sńg kah烏mà-mà好無?」協會執行長郭潤庭、台北市議員林亮君特別助理吳崢擔任與談來賓,另邀請大專代表楊鎮豪、張信群、李厚諭出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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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時代,長老教會如何面對執政者?」

-奧古廖-

奧古廖開場以「百年變遷,時代精神」為題,分1920年代、1950至60年代、1970至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至2018年等時期,並從「國際局勢」「國家政權」「社會運動」「政教關係」和「政治神學」5個脈絡切入,為聽眾們建立各時期台灣國際地位、社會與教會處境的基礎認識。

1920年代「台灣文協時期」的時代精神是「現代性洗禮」,當時台灣因為被日本殖民統治,早於中國走入現代化,雖然殖民政府施行同化政策,但社會上仍然台日有別,因此台灣菁英們期望透過文化改造提升台灣公民地位;不過當時長老教會未與日本政府有正面衝突。1950至60年代「自由中國運動」,奧古廖稱此階段的時代精神是「外來與本地菁英的民主夢匯流」,可惜遭到蔣介石政權打壓,中央以外省菁英掌控、地方則拉攏台籍菁英;此刻的長老教會仍未與當權者正面對抗。

1970至80年代「黨外民主運動」,這時美國與中國關係走向正常化,國際間對國民黨政權的認同減少;台灣內部的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以「民族加民主」為精神,且國內和海外勢力交織;此時也是政教關係緊張的關鍵時期,三大宣言陸續發表,而政治神學以「定根本土」為核心,催生出處境化神學、鄉土神學、認同神學等。

1990年代「野百合學運」,時代精神是「民主化」,主要推力來自體制內、時任總統李登輝結合當時美麗島派系的黨外人士進行修憲改革;長老教會與政權的緊張關係趨緩,神學則有出頭天神學等,承接鄉土神學繼續發展。2000至2018年「太陽花運動」,隨著經濟全球化,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台灣也深受國際影響;公民力量與社會運動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達到高峰,如野草莓運動、白衫軍運動、反旺中運動及太陽花運動,也產生民主深化/天然獨、追求社會與經濟正義等現象。

在民進黨執政後,長老教會思考如何與政府互動,奧古廖認為教會在民主時代亦能提供原則性建議,就像舊約時代的先知向君王諫言或批判;隨著神學走向朝建國神學發展,奧古廖提醒也要注意到如何從舊的國族、多重殖民角色的論述中解放,避免民族主義反壓迫到其他族群,例如原住民族等群體對國家的想像也要整合到建國理念當中。


「站在信仰,說良心話、做良心事。」

-黃昭輝-

黃昭輝首先指出,1971年發表的〈國是聲明〉,其2大主題是「全民自決台灣前途」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在當時看來是相當前瞻性的宣言,尤其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屠殺與身處白色恐怖統治下,國民黨以反共名義大量抓捕政治犯,許多台灣人都驚惶度日、噤若寒蟬;同時,國民黨對長老教會也抱持敵對意識,包含東海大學事件、設教百週年事件、退出普世教協、謝緯牧師車禍身亡疑雲等,都是國民黨的壓迫。

「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越挫越勇。」黃昭輝點出,長老教會以「站在信仰,說良心話、做良心事」的精神發表〈國是聲明〉,以及後續〈我們的呼籲〉和〈人權宣言〉。

他也介紹1979年爆發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化分水嶺,此事件促使許多台灣人覺醒,又隨著經濟提升,人們開始追求權利分配、推動社會運動,路線包含弱勢者集結起義對抗當權者,另外有進入體制以反抗專制體制者。1991年的「野百合學運」在隔年促成國會全面改選,使得〈國是聲明〉的主張得到實現;最後黃昭輝強調,現代還有很多議題尚未完成,例如台灣正名、入聯、國家地位等,這些課題繼續留給當代青年們努力。


「社會運動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個人。」

-郭潤庭-

郭潤庭表示,自己選擇社會運動而非政治工作,與她個人對台灣未來的想像「新而獨立的台灣國」有關。她認為台灣人要在台灣活得自由、幸福,必須定根在自己的國家做自己的主人,即成為國家的主體,但這樣的願景不能只靠選舉與制度,一方面是要透過制度來否定制度本身有困難性,另一方面是「台灣國」需要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建立。

郭潤庭也點出,專業投入政治工作的人員也很重要,就如同現在很多政府部門首長都是當時的街頭運動參與者,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她直言,從威權時代到民主現代,台灣確實比過去要好,這是台灣建國路上的風景,但這樣的成果也沒有辦法只靠政治工作,而是需要社會運動去影響每個人。

媒體中,政治版都是政治工作者消息,而社會版則都是社會事件,那麼「社會運動」究竟是什麼?郭潤庭定義:社會運動是每個人在社會都有各自位置,思考並有意識地推動社會往前進;她提醒不需要也不應該被社會運動這個名詞限制,而是去思考自己的社會角色與熱情所在,「就像史明前輩說的:我們先是人,才是台灣人。我相信也是這個意思。」郭潤庭補充,社會運動從個人出發不是只顧自己,而是如同鄭南榕前輩所言「台灣要全民建國」,她指出,社會是國家的基礎,而社會就是每位公民;雖然每個人對國家的想像不同,卻互相牽連,因此當社會進步,個人的生活也會更好。

郭潤庭直言,雖然自己並非會友,但對長老教會「定根本土」與發表三大宣言深感佩服,尤其1981年發生陳文成命案,顯見台灣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陰影下,但長老教會竟在1977年就發表〈人權宣言〉;她相信能有這樣的舉動不只是出於愛台灣的心,而是像社會運動所需要的動力除了愛,還需要明白公義和權利,方能促成自由,即自我選擇的能力。

郭潤庭坦言,每個世代與個人的困難不同,因此很需要「互相信任」;戒嚴時期的是非相對單純,就是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但現代的社會雖然言論自由,但處境確更顯複雜,例如反對民進黨的政策,可能反而讓國民黨得意;社會運動和政治工作也是如此,需要建立信任。郭潤庭又說明,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國家很難保障國民的人權,因此要練習有國家、共同體的意識;曾被殖民的韓國與越南都已獨立,他們也是經過不斷練習、甚至犧牲,才有如今這種自然而然呈現出來的「國家認同」,她認為台灣也還在建立這樣的認同,雖然辛苦,但因為有想像與夢想,所以甘願去做,也需要大家互相支持。

最後,郭潤庭談到台海關係緊張,民眾多少會害怕戰爭,但她也提到現代戰爭不只是槍砲彈藥,資訊戰、病毒戰、經濟戰、意識形態戰等都是戰爭,「台灣人不用躲,要更勇敢。台灣人不止甘願做憨人,也勇敢作瘋人。」郭潤庭總結,如果世界不允許台灣人追求獨立,那麼就改變這個世界,「台灣不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世界的美麗島。」


「公民的力量未必在台面,但蘊含在社會中。

-吳崢-

「我覺得,社會運動代表社會對不滿現狀、察覺後發動自我修正,就像人類傷口的自我癒合。」吳崢說明,雖然台灣已民主化,但民主制度與現實執行存在落差,且民主制度未必能照顧到每項議題,所以需要社會運動。

2014年、馬英九執政後期,當時已有許多社會運動,如土地正義、反媒體壟斷、反核能等;吳崢認為太陽花是社會對其執政不滿的總體性反彈,一方面是反對馬英九向中國靠攏,一方面反應了那時台灣經濟問題。服貿政策旨在取消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障礙,讓雙方人力、服務與資金互通,這不只關係到國家安全,也牽涉到當時年輕人的經濟困境;尤其馬英九曾推出22K政策(最低薪資2萬2000元),反造成青年低薪,而服貿通過恐又導致台灣產業外移、中國企業入駐、勞工低價競爭等,更令社會緊張。

吳崢直言,當時沒有想到可以擋下服貿,因為國民黨力量太強大,但不想要未來後悔自己當初沒有行動,於是在2014年3月18日晚上,他和其他抗爭者衝入立法院。19日早上要確認外面情形時,他發現很多人到場支援,才知道自己不孤單,「社會力量未必在台面上、媒體上或政黨上表現出來,但那種力量蘊藏著,這也是社運的珍貴之處。」

關於自己投身政治工作,吳崢表示,自己參與社運的初衷是「創造改變」,但也需要獲得相當權利或身處某種位置才能推動更多事。不過他也強調並非政治工作才能做事,或是社會運動就要走入政治,而是兩者都有存在必要。

最後,吳崢談到〈國是聲明〉和太陽花運動訴求很像,前者拒絕活在共產極權陰影和呼籲國會全面改選,而後者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制定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前兩項是不願被中國掌控,後兩項則是覺察到立法院民主失靈。他感嘆,1971年和2014年所面臨處境仍然相似,而台灣就是在這些類似處境中不斷發展「國格」,而抵抗中國接下來持續不斷的威脅,也是台灣然一代傳一代的使命。


-楊鎮豪-

楊鎮豪談到,自己是在榮民家庭長大,最開始「政治」與「信仰」對他而言並沒有衝突的,政治上相信會台灣與中國會和平統一,信仰則秉持「在基督裡同為一家人」的精神。然而看著長輩們被假資訊欺騙、被動員去投票但高齡福利未獲重視等現象,他感覺到「被欺騙」。

「2014年開始,福音在中國找不到立足之地,因為該年簽署『宗教中國化』。」楊鎮豪以中國政府拆除教堂、騷擾信徒等行徑,強調台灣已沒有機會與中國和平共處,而向中國共產黨妥協、示好,只會換來外交底線不斷縮窄。對於中國企圖以民族主義說服台灣人接受統一,楊鎮豪又以聖經中挪亞家族分居到世界各地,說明這種「血緣論」的不合理,尤其台灣與中國都不是單一族群組成的國家,「因此想要透過單一語言、單一種族就來決定兩個國家的未來,只是癡心妄想、一廂情願。」

楊鎮豪最後提醒,假使「統一」是上帝心意,那麼為何中國的基督徒會遭受迫害?為何上帝要讓台灣經歷威權統治與動盪後仍然走向民主?又為何有人會認為上帝賜下民主價值後要將其收回?他形容此時就像在加利利海上遭遇風暴,正是信仰堅定的時刻。

-張信群-

張信群的曾曾曾祖父是張迺鴻,當年因為聽到馬偕的講道而接觸福音,後來建立了台北中會文山教會。出生於基督化家庭的他,從小接受信仰教育,但過去他不明白為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提到要為國家、社會與經濟等公共環境禱告;直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爆發,他看到基督徒青年們參與其中,並驚覺「國家存亡」這樣重要的事,真實地發生在自己所處的年代、是那樣靠近,他才明白信仰告白的真諦。

「信仰告訴我們,不能只專注於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國際、社會也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要為此禱告。」張信群舉例,聖經也有許多與政治息息相關的記載,例如希律王為鞏固自己的權位而屠殺嬰孩、約瑟和馬利亞違反王的命令並逃亡等。這些領受都幫助他更明白,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犧牲的前輩們,他們所追尋的是什麼樣的信仰,而長老教會針對公共事務所發表的聲明,則在訴說如何將信仰實踐在生活與政治議題中。

張信群最後提出信仰反省:信仰前輩們在公共議題耕耘並傳承,就是為了彰顯信仰真理,也使得當代社會能運作得順利,然而當代基督徒若沒有遭遇及參與重大社會事件,又該如何去承接與塑造這樣的信仰精神?

-李厚諭-

李厚諭坦言,〈國是聲明〉發表的時代距離他已非常遙遠,確實較難真正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和發表契機,因此也期待能否有新的詮釋以延續當時的精神?例如《國際橋牌社》以深入淺出的戲劇方式向年輕世代訴說台灣歷史。

對於「台灣是大國角力下的犧牲者」這個說法,李厚諭直言國際政治本來就是為了利益、以自己國家為考量,但要轉念的是,政治以外的領域還是有很多交流契機;例如他曾參與普世教會交流,期間與會者們分享各自國家的議題及處境,另外他也參訪日台交流協會、參與外務省交流計畫等,透過親身接觸更理解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實況。

「『對話』是台灣應該做、也可以做的事。」李厚諭強調,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是很正常、也是好的現象,但要更多彼此分享,並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共識。最後他也呼籲,面對國際局勢應理解其變化與脈絡,並推薦《新使者雜誌》給在場與會者們作為認識青年議題的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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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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