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專題報導】為暸解教會年輕人對國家與教會的觀察及展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5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的第2場「青年／大專論壇」於12月11日在高雄宣教中心4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該論壇邀請正在攻讀政治學博士的「奧古廖」先生擔任主持人，前立法委員黃昭輝長老、「做伙來講台語、sńg kah烏mà-mà好無？」協會執行長郭潤庭、台北市議員林亮君特別助理吳崢擔任與談來賓，另邀請大專代表楊鎮豪、張信群、李厚諭出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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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時代，長老教會如何面對執政者？」
－奧古廖－
奧古廖開場以「百年變遷，時代精神」為題，分1920年代、1950至60年代、1970至80年代、1990年代、2000年至2018年等時期，並從「國際局勢」「國家政權」「社會運動」「政教關係」和「政治神學」5個脈絡切入，為聽眾們建立各時期台灣國際地位、社會與教會處境的基礎認識。
1920年代「台灣文協時期」的時代精神是「現代性洗禮」，當時台灣因為被日本殖民統治，早於中國走入現代化，雖然殖民政府施行同化政策，但社會上仍然台日有別，因此台灣菁英們期望透過文化改造提升台灣公民地位；不過當時長老教會未與日本政府有正面衝突。1950至60年代「自由中國運動」，奧古廖稱此階段的時代精神是「外來與本地菁英的民主夢匯流」，可惜遭到蔣介石政權打壓，中央以外省菁英掌控、地方則拉攏台籍菁英；此刻的長老教會仍未與當權者正面對抗。
1970至80年代「黨外民主運動」，這時美國與中國關係走向正常化，國際間對國民黨政權的認同減少；台灣內部的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以「民族加民主」為精神，且國內和海外勢力交織；此時也是政教關係緊張的關鍵時期，三大宣言陸續發表，而政治神學以「定根本土」為核心，催生出處境化神學、鄉土神學、認同神學等。
1990年代「野百合學運」，時代精神是「民主化」，主要推力來自體制內、時任總統李登輝結合當時美麗島派系的黨外人士進行修憲改革；長老教會與政權的緊張關係趨緩，神學則有出頭天神學等，承接鄉土神學繼續發展。2000至2018年「太陽花運動」，隨著經濟全球化，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台灣也深受國際影響；公民力量與社會運動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達到高峰，如野草莓運動、白衫軍運動、反旺中運動及太陽花運動，也產生民主深化／天然獨、追求社會與經濟正義等現象。
在民進黨執政後，長老教會思考如何與政府互動，奧古廖認為教會在民主時代亦能提供原則性建議，就像舊約時代的先知向君王諫言或批判；隨著神學走向朝建國神學發展，奧古廖提醒也要注意到如何從舊的國族、多重殖民角色的論述中解放，避免民族主義反壓迫到其他族群，例如原住民族等群體對國家的想像也要整合到建國理念當中。
「站在信仰，說良心話、做良心事。」
－黃昭輝－
黃昭輝首先指出，1971年發表的〈國是聲明〉，其2大主題是「全民自決台灣前途」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在當時看來是相當前瞻性的宣言，尤其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屠殺與身處白色恐怖統治下，國民黨以反共名義大量抓捕政治犯，許多台灣人都驚惶度日、噤若寒蟬；同時，國民黨對長老教會也抱持敵對意識，包含東海大學事件、設教百週年事件、退出普世教協、謝緯牧師車禍身亡疑雲等，都是國民黨的壓迫。
「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越挫越勇。」黃昭輝點出，長老教會以「站在信仰，說良心話、做良心事」的精神發表〈國是聲明〉，以及後續〈我們的呼籲〉和〈人權宣言〉。
他也介紹1979年爆發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化分水嶺，此事件促使許多台灣人覺醒，又隨著經濟提升，人們開始追求權利分配、推動社會運動，路線包含弱勢者集結起義對抗當權者，另外有進入體制以反抗專制體制者。1991年的「野百合學運」在隔年促成國會全面改選，使得〈國是聲明〉的主張得到實現；最後黃昭輝強調，現代還有很多議題尚未完成，例如台灣正名、入聯、國家地位等，這些課題繼續留給當代青年們努力。
「社會運動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個人。」
－郭潤庭－
郭潤庭表示，自己選擇社會運動而非政治工作，與她個人對台灣未來的想像「新而獨立的台灣國」有關。她認為台灣人要在台灣活得自由、幸福，必須定根在自己的國家做自己的主人，即成為國家的主體，但這樣的願景不能只靠選舉與制度，一方面是要透過制度來否定制度本身有困難性，另一方面是「台灣國」需要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建立。
郭潤庭也點出，專業投入政治工作的人員也很重要，就如同現在很多政府部門首長都是當時的街頭運動參與者，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她直言，從威權時代到民主現代，台灣確實比過去要好，這是台灣建國路上的風景，但這樣的成果也沒有辦法只靠政治工作，而是需要社會運動去影響每個人。
媒體中，政治版都是政治工作者消息，而社會版則都是社會事件，那麼「社會運動」究竟是什麼？郭潤庭定義：社會運動是每個人在社會都有各自位置，思考並有意識地推動社會往前進；她提醒不需要也不應該被社會運動這個名詞限制，而是去思考自己的社會角色與熱情所在，「就像史明前輩說的：我們先是人，才是台灣人。我相信也是這個意思。」郭潤庭補充，社會運動從個人出發不是只顧自己，而是如同鄭南榕前輩所言「台灣要全民建國」，她指出，社會是國家的基礎，而社會就是每位公民；雖然每個人對國家的想像不同，卻互相牽連，因此當社會進步，個人的生活也會更好。
郭潤庭直言，雖然自己並非會友，但對長老教會「定根本土」與發表三大宣言深感佩服，尤其1981年發生陳文成命案，顯見台灣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陰影下，但長老教會竟在1977年就發表〈人權宣言〉；她相信能有這樣的舉動不只是出於愛台灣的心，而是像社會運動所需要的動力除了愛，還需要明白公義和權利，方能促成自由，即自我選擇的能力。
郭潤庭坦言，每個世代與個人的困難不同，因此很需要「互相信任」；戒嚴時期的是非相對單純，就是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但現代的社會雖然言論自由，但處境確更顯複雜，例如反對民進黨的政策，可能反而讓國民黨得意；社會運動和政治工作也是如此，需要建立信任。郭潤庭又說明，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國家很難保障國民的人權，因此要練習有國家、共同體的意識；曾被殖民的韓國與越南都已獨立，他們也是經過不斷練習、甚至犧牲，才有如今這種自然而然呈現出來的「國家認同」，她認為台灣也還在建立這樣的認同，雖然辛苦，但因為有想像與夢想，所以甘願去做，也需要大家互相支持。
最後，郭潤庭談到台海關係緊張，民眾多少會害怕戰爭，但她也提到現代戰爭不只是槍砲彈藥，資訊戰、病毒戰、經濟戰、意識形態戰等都是戰爭，「台灣人不用躲，要更勇敢。台灣人不止甘願做憨人，也勇敢作瘋人。」郭潤庭總結，如果世界不允許台灣人追求獨立，那麼就改變這個世界，「台灣不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世界的美麗島。」
「公民的力量未必在台面，但蘊含在社會中。」
－吳崢－
「我覺得，社會運動代表社會對不滿現狀、察覺後發動自我修正，就像人類傷口的自我癒合。」吳崢說明，雖然台灣已民主化，但民主制度與現實執行存在落差，且民主制度未必能照顧到每項議題，所以需要社會運動。
2014年、馬英九執政後期，當時已有許多社會運動，如土地正義、反媒體壟斷、反核能等；吳崢認為太陽花是社會對其執政不滿的總體性反彈，一方面是反對馬英九向中國靠攏，一方面反應了那時台灣經濟問題。服貿政策旨在取消台灣與中國的貿易障礙，讓雙方人力、服務與資金互通，這不只關係到國家安全，也牽涉到當時年輕人的經濟困境；尤其馬英九曾推出22K政策（最低薪資2萬2000元），反造成青年低薪，而服貿通過恐又導致台灣產業外移、中國企業入駐、勞工低價競爭等，更令社會緊張。
吳崢直言，當時沒有想到可以擋下服貿，因為國民黨力量太強大，但不想要未來後悔自己當初沒有行動，於是在2014年3月18日晚上，他和其他抗爭者衝入立法院。19日早上要確認外面情形時，他發現很多人到場支援，才知道自己不孤單，「社會力量未必在台面上、媒體上或政黨上表現出來，但那種力量蘊藏著，這也是社運的珍貴之處。」
關於自己投身政治工作，吳崢表示，自己參與社運的初衷是「創造改變」，但也需要獲得相當權利或身處某種位置才能推動更多事。不過他也強調並非政治工作才能做事，或是社會運動就要走入政治，而是兩者都有存在必要。
最後，吳崢談到〈國是聲明〉和太陽花運動訴求很像，前者拒絕活在共產極權陰影和呼籲國會全面改選，而後者訴求「退回服貿協議」「制定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前兩項是不願被中國掌控，後兩項則是覺察到立法院民主失靈。他感嘆，1971年和2014年所面臨處境仍然相似，而台灣就是在這些類似處境中不斷發展「國格」，而抵抗中國接下來持續不斷的威脅，也是台灣然一代傳一代的使命。
－楊鎮豪－
楊鎮豪談到，自己是在榮民家庭長大，最開始「政治」與「信仰」對他而言並沒有衝突的，政治上相信會台灣與中國會和平統一，信仰則秉持「在基督裡同為一家人」的精神。然而看著長輩們被假資訊欺騙、被動員去投票但高齡福利未獲重視等現象，他感覺到「被欺騙」。
「2014年開始，福音在中國找不到立足之地，因為該年簽署『宗教中國化』。」楊鎮豪以中國政府拆除教堂、騷擾信徒等行徑，強調台灣已沒有機會與中國和平共處，而向中國共產黨妥協、示好，只會換來外交底線不斷縮窄。對於中國企圖以民族主義說服台灣人接受統一，楊鎮豪又以聖經中挪亞家族分居到世界各地，說明這種「血緣論」的不合理，尤其台灣與中國都不是單一族群組成的國家，「因此想要透過單一語言、單一種族就來決定兩個國家的未來，只是癡心妄想、一廂情願。」
楊鎮豪最後提醒，假使「統一」是上帝心意，那麼為何中國的基督徒會遭受迫害？為何上帝要讓台灣經歷威權統治與動盪後仍然走向民主？又為何有人會認為上帝賜下民主價值後要將其收回？他形容此時就像在加利利海上遭遇風暴，正是信仰堅定的時刻。
－張信群－
張信群的曾曾曾祖父是張迺鴻，當年因為聽到馬偕的講道而接觸福音，後來建立了台北中會文山教會。出生於基督化家庭的他，從小接受信仰教育，但過去他不明白為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提到要為國家、社會與經濟等公共環境禱告；直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爆發，他看到基督徒青年們參與其中，並驚覺「國家存亡」這樣重要的事，真實地發生在自己所處的年代、是那樣靠近，他才明白信仰告白的真諦。
「信仰告訴我們，不能只專注於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國際、社會也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要為此禱告。」張信群舉例，聖經也有許多與政治息息相關的記載，例如希律王為鞏固自己的權位而屠殺嬰孩、約瑟和馬利亞違反王的命令並逃亡等。這些領受都幫助他更明白，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犧牲的前輩們，他們所追尋的是什麼樣的信仰，而長老教會針對公共事務所發表的聲明，則在訴說如何將信仰實踐在生活與政治議題中。
張信群最後提出信仰反省：信仰前輩們在公共議題耕耘並傳承，就是為了彰顯信仰真理，也使得當代社會能運作得順利，然而當代基督徒若沒有遭遇及參與重大社會事件，又該如何去承接與塑造這樣的信仰精神？
－李厚諭－
李厚諭坦言，〈國是聲明〉發表的時代距離他已非常遙遠，確實較難真正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和發表契機，因此也期待能否有新的詮釋以延續當時的精神？例如《國際橋牌社》以深入淺出的戲劇方式向年輕世代訴說台灣歷史。
對於「台灣是大國角力下的犧牲者」這個說法，李厚諭直言國際政治本來就是為了利益、以自己國家為考量，但要轉念的是，政治以外的領域還是有很多交流契機；例如他曾參與普世教會交流，期間與會者們分享各自國家的議題及處境，另外他也參訪日台交流協會、參與外務省交流計畫等，透過親身接觸更理解台灣與其他國家的實況。
「『對話』是台灣應該做、也可以做的事。」李厚諭強調，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是很正常、也是好的現象，但要更多彼此分享，並找到大家可以接受的共識。最後他也呼籲，面對國際局勢應理解其變化與脈絡，並推薦《新使者雜誌》給在場與會者們作為認識青年議題的入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