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權體制的結構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深植人心，兩性所能獲得的教育和文化資源比例懸殊，致使女性識字率低落、無法掌握書寫能力，從而處於瘖啞禁聲的狀態，無法言說自我、表達心聲。這就是為什麼在漫長浩瀚的「文學史」長河中，始終多充斥著男性的話語、男性的身影；一直要到晚近世代，隨著教育普及、性別平等意識的開啟，女作家才漸漸浮出地表。這樣的現象在台灣文學發展的過程中，也同樣有若合符節之處。以下從古典文學開始，一路走向現代，由國立台灣文學館研究員許惠玟（古典文學）、趙慶華（現代文學）、陳慕真（母語文學）執筆，她們透過幾位作家的介紹，從她的歷史，看見台灣文學豐厚的底蘊。
不只吟風賞月 開啟女子教育的古典文人
【特稿／許惠玟】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史上，有幾位重要的女性詩人，她們有的出身文學世家，有的出身豪門，有的家境小康，人生際遇各有不同，展現出的文學風蘊也略有差異。
台南才女黃金川與石中英
像出生於台南的黃金川（1907～1990年）及石中英（1889～1980年），她們的家境都很富裕，黃金川曾赴日本留學，也曾接受漢文教育，從日本回到台灣之後，曾經跟著家鄉的漢文家蔡哲人學習漢學，當時就有「不櫛進士」的美稱。這裡的「櫛」是梳頭的意思，「不櫛進士」指的是有文采的女人，可以知道她早年就享有文名。後來跟著母親搬到台南府城，又跟著詩壇大老施梅樵學習，漢文素養也就更進一步。
23歲嫁給高雄富商陳中和之子陳啟清，那時候大哥黃朝琴特地從上海購買《四庫全書》千餘冊，讓她當嫁妝，一時傳為佳話。婚後的黃金川生了五子三女，但仍持續創作，沒多久就出版了《金川詩草》，林荊南還以「三台才女黃金川」讚美她。
石中英同樣出生台南，她的字儷玉，號如玉，16歲因父親過世而家道中落，但是沒有影響她求學之心，曾經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接受助產士訓練，取得執照。相較於黃金川的平順，石中英的情感生活有比較多的波折，第一段與鹿港詩人陳子敏的婚姻因不和而分手，直到遇到呂伯雄後再結為連理，之後隨著丈夫從事抗日工作，戰後返台定居，育有二子二女，1947年丈夫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後雖伸冤，但從此二人即寄情教會，1958年同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古亭分會」，呂伯雄並擔任第一屆長老（共27年）。
石中英一生創作不斷，曾出版《芸香閣儷玉吟草》。她曾經在1925年左右設立「芸香閣書房」教書，專收女弟子。1930年又與蔡碧吟、韓錦雲、黃雪瓊等女詩人共組「芸香吟社」，為日治當時少數女性詩社之一。
嘉邑曹大家張李德和
同樣與助產士經歷有關的，還有張李德和（1893～1972年），字連玉、號羅山女史、琳瑯山閣主人、題襟亭主人，是出身雲林西螺的望族，曾經學習漢學，最後畢業於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19歲時嫁給嘉義名門張錦燦，育有兩子七女。婚後協助丈夫管理「諸峰醫院」的事務，昭和4年（1929年）醫院改建成洋樓後，醫院的二樓稱為「琳瑯山閣」，屋後庭園名為「逸園」，成為嘉義詩人雅集的場所。除醫院事務外，她曾開辦助產士講習所9年。並於婚前加入西螺「菼社」，婚後加入「羅山吟社」，在詩社雅集中，因為處事圓通，被視為「奇人頭」。而〈震災吟〉長詩，則為她博得「嘉邑曹大家」的盛譽。張李德和多才多藝而獲得「詩、詞、書、畫、琴、棋、絲繡七絕」的美譽。作品有《琳瑯山閣題襟集》、《琳瑯山閣唱和集》、《羅山題襟集》等。
青燈才女蔡旨禪
不同於前面幾位出生於世家的女性，澎湖蔡旨禪（1900～1958年）則屬家境小康，她名罔甘，道號明慧，由於父母早年不孕，長齋禮佛多年才生下她，因此在9歲時就決定長齋禮佛，終生不婚，為父母祈福。她很早就開始在家鄉「澄源堂」教學，同時也進入澎湖當地文人陳錫如的門下學習，1924年全家搬到彰化，1925年設「平權軒」教學，取男女平權之意。除教學外，她在1926～1927年為其師陳錫如主編《留鴻軒詩文集》，也曾參加重組後的「櫟社」。除了詩文之外，亦擅長繪畫，著有《旨禪詩畫集》。
另外，如台南舉人蔡國琳的獨生女蔡碧吟，生於書香世家，有「赤崁女史」之稱；與連橫私交甚篤的藝妓王香禪，亦有不少詩作傳世。雖然相較於男性詩人數量之龐大，女性詩人顯得鳳毛鱗角，但她們憑藉自己的努力與才華，在詩壇上取得一席之地，在日治時期除了教學、參與詩社及公共事務外，也都出版自己的個人別集，成就上毫不遜色。（作者為台灣文學館研究員）
走進現代的女性書寫及書寫女性
【特稿／趙慶華】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台灣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系統，高壓的統治，讓台灣進入另一個殖民政權。因為語言文字及教育內容的關係，現在說起台灣文學中的女性作家有哪些，很多人會立刻聯想到1950年代自中國渡海來台的大批女性移民，例如：身兼編輯、作家、出版人的林海音，撰寫童年時在北京成長點滴回憶的自傳性小說《城南舊事》，直到今天仍為許多讀者津津樂道；陪伴一代文藝青年成長的張秀亞，以抒情散文見長，代表作有《三色堇》《北窗下》《牧羊女》等，同時還翻譯了英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經典作品《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是此書在台灣的最早譯本；同樣書寫散文，琦君的作品則以懷鄉憶舊、人情溫暖為最大特色，特別擅於以物寫人，透過〈金盒子〉〈髻〉《琴心》等作品，可以知悉其對故鄉人事的感懷。此外，較為讀者所熟知的，還有聶華苓、蘇雪林、謝冰瑩、郭良蕙、艾雯、鍾梅音、潘人木……等，這些女性大多擁有良好的家世背景，接受高等新式教育，加上對中文的嫻熟，故而能夠在歷史條件和社會資源俱足的情況下，展現豐沛的創作力，形成一支數量龐大、陣容堅強的女性文學隊伍。
日治時期新文學
但是，出現於1950年代的女性文學高峰是否意味著在此之前，台灣的女性文學完全是一頁空白？其實不然，自明鄭以降乃至日治時期，從古典文學到新文學，雖然數量有限，但確實已有文采秀異的女性，衝破暗黑的甬道，為台灣女性文學點亮一盞明燈。且不說古典文學，在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創作方面，葉陶與楊千鶴便是極具指標性的女作家。
在許多人的印象裡，葉陶經常被等同於「作家楊逵的妻子」，卻忽略了她本人在日治時期婦女解放運動上的重要性：葉陶出生於高雄旗津小康之家，公學校畢業後回到母校擔任教師，在因緣際會下加入「台灣農民組合」，承擔農村婦女的教育工作。以日文書寫的葉陶所留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愛的結晶〉，透過兩位遭遇迥異的女性，勾勒出1930年代台灣女性的生活輪廓，也對女性的前途提出尖銳而犀利的探問。
至於比葉陶年輕16歲的楊千鶴，1940年畢業於台灣的女子最高學府，意氣軒昂地成為台灣第一位女記者，在當時的台灣文學界十分活躍；其小說《花咲の季節》描寫女校畢業生的青春思想與精神面貌，一方面揭露現代女性朦朧的自我意識啟蒙，卻也暗示其無從掌握自我命運的哀愁，由此反映彼時台灣婦女地位的低落。
戰後女性文學浪潮
台灣在戰後隨著教育普及、性別平等的觀念逐漸受到提倡和重視，女性寫作的風氣也日趨盛行，1960年代的陳若曦、歐陽子、施叔青、李昂等人，是戰後第一波躍上檯面的本土女作家；此後，由於政治風氣和社會型態轉變的影響，加上兩大報文學獎的推波助瀾，1970年代中期以降，台灣女性文學的第二個高峰開始醞釀，並且持續穩定成長，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無論是質還是量，均於此時獲得長足的進展。在這一波從「閨秀文學」到「社會寫實」浪潮中出道的，包括朱天文、朱天心、蘇偉貞、袁瓊瓊、蕭麗紅、蕭颯、廖輝英等諸多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女性創作者。
原住民山海文學
就台灣文學豐富多元的發展歷程來看，原住民女性文學是台灣文學圖譜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原住民文學在1980年代伴隨原住民平權運動而產生，從早期悲情控訴漢人的掠奪歧視，到轉而以充滿自信驕傲的筆調書寫「我族」的傳統文化與風俗慣習，終於匯聚為能量充沛的「山海文學」。
其中有幾位女性作者值得關注。排灣族的Liglav A-wu（利格拉樂．阿女烏）是較早開始且創作量豐富的女作家，排灣族與漢人混血的她，從身分認同的轉折與思索出發，寫自己如何從「外省第二代」變成「排灣族女兒」的過程，由此上溯排灣族母親、外婆及其他原住民女性的生命史，這些故事都被寫進《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近作《祖靈遺忘的孩子》同樣以母系認同為核心，提出對歷史、族群等諸多議題的觀照。
同樣是排灣族，作家Dadelavan Ibau（達德拉凡‧伊苞）的《老鷹‧再見》寫的是在異鄉與故鄉、在西藏與排灣之間穿梭逡巡、追索自我的故事。泰雅族的Rimui Aki（里慕伊‧阿紀）早期從散文起家，她的《山野笛聲》寫家族部落、也寫城市點滴，寫大自然，也寫幼教工作；數年後，她從散文轉換跑道，通過田野調查鋪展出對泰雅文化的認知體驗，寫出了《山櫻花的故鄉》《懷鄉》兩部長篇小說。鄒族的Paiz‧Makgnana（白茲‧牟固那那）以《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書寫鄒族婦女的山間生活；卑南族的董恕明則是透過詩歌發抒個人情感與對部落文化的懷思。
根據以上的梳理，大致為台灣原住民女性文學勾勒出一個簡單的輪廓，儘管作家人數和作品均略顯稀少，但我們依然不難從中窺見原住民女性文學的殊異之處：一方面體現了其各自隸屬族群的文化特色，再者則是承載了只有「原住民女性」才能感知的生命經歷；既是「原住民」的，同時也是「女性」的。資深前輩作家葉石濤曾說：原住民文學是最能代表台灣文學的文類，同理可證，原住民女性文學或許也可以說是台灣女性文學中最閃亮的一顆星，熒熒之光，卻蘊含著無窮的力量。（作者為台灣文學館研究員）
母語．母土──台語X客語女性作家
【特稿／陳慕真】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外來殖民政權的語言、文字，在每個時代皆成為社會論述的主流，導致台灣人的民族語言和書面語言形成斷層。台灣女性作家面對自己族群的母語，也產生生活語言和社會語言脫離的困境。直到1980年代後，台語文運動形成──「我手寫我口」的呼籲與實踐，以及1988年客家族群「還我母語運動」的興起，才終於讓歷史中一再脫節、背離的民族語言和文字書寫的關係，得以結合。
藉著母語文學的發展，也讓台灣女性的語言和文字得到合一的可能。因著台語文學、客語文學的形成，女性得以掌握和自己最密切相關的語言權、文字權，以及歷史解釋權，無形中擴展了女性書寫的可能性，也建立台灣女性書寫的主體性。
1990年代後，台灣文壇逐漸產生一批以母語書寫的文學創作者。雖然就整體數量而言，男性作家居多，但仍有不少優秀的女性作家投入以母語創作的園地。相對於文壇主流的華語書寫，以台語、客語書寫的女性作家，毋寧多了一層「抵抗」的生命基調，她們對於族群身分的沉思，對語言位置的敏感、對自身創作與台灣民族、語言、土地的連結和實踐，是更加深刻與多層的。
在台灣，以母語創作，首先會面臨發表空間和機會的不足，及政治生態對母語文學的漠視，處在主流文壇邊緣位置，創作者若沒有相當的堅持，則難以持續選用自己的母語來書寫。此外，不同語言的文學書寫，也影響著書寫的主題和迥異的生命經驗。因此，台語和客語女性作家的文學風景，自然也散發出與華語文學截然不同的文學風味。本文從多位母語文學女作家當中，簡介三位台語作家、三位客語作家如下。
台文三姝
張春凰（1953～2014年），高雄大社人。曾出版台語女性散文集《青春e路途》《台語文學概論》等書，並致力於台語兒童文學的編譯、改寫，以及台語教材編寫計畫，出版20餘本翻譯文學、台語讀本文集。在戰後台語文學中，可說是多產、成果豐碩，且跨文類創作的女性作家。她擅於描寫社會各階層、職業的人物，從他們面對生命起落的各種心境，反映出作者自我的投射。其書寫主題包含家族的故事，夫妻的感情和互動，對生死的體悟，以及對信仰的思考，並表現出對生命的提問，以及珍惜生命、樂觀且正面的積極意涵。
清文（1959年～），本名朱素枝，高雄人，著有台語小說《虱目仔 ê 滋味》。清文被認為是「素人作家」，其小說多以女性為主角，描寫1950至1960年代台灣社會在重男輕女的觀念和氣氛下，女性面臨家庭、經濟、婚姻的多層困境和心境。其作品以漢羅文體寫成，自然、原汁、貼近台灣社會底層的台語文，是她的特色之一。
王貞文（1965年～），嘉義人。她在投入台語文學的創作之前，已出版過許多華語文作品。2006年，出版第一部台語小說《天使》，2015年出版台語詩集《檸檬蜜茶》。王貞文出身基督教家庭，本身為牧師，作品時常流露出濃厚卻細膩，富含基督教信仰哲思的氣息，讀來溫潤，且令人咀嚼再三。她的作品被宋澤萊、林央敏等論者認為是當代最優秀的基督教文學作品。
客語三采
在客語文學的女性作家方面，數量則相對較少，以下介紹杜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三位女性作家。
杜潘芳格（1927～2016年），新竹北埔人，為台灣文學史上「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歷經日語、華語的語言轉換，1980年代中期以後，杜潘芳格決心回歸母語──客語的寫作，率先發表客語詩，可謂客語文學的先行者。她認為，台灣人要尋找「自己的根」，就是要實踐「母語的文字化」。因此她用客語寫文學，想要找回客家人的客家根，出版有《青鳳蘭波》《芙蓉花的季節》等詩集。
利玉芳（1952年～），屏東內埔鄉人。從1994年左右開始客語詩的創作，出版有《向日葵》《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等客語詩集和童謠。利玉芳認為，「語言係生命之河，就像血液共樣」（客語）。詩人因感知1990年台灣解嚴後「時代有需求」，因而產生對自身族群身分、母語的覺醒，其作品主題也多圍繞在「客家、女性、生命史」等題材。近年來，利玉芳因接觸基督信仰，開始反思過去客家人對傳統信仰／基督信仰的態度，也在文學作品中加入基督信仰靈思的主題。
張芳慈（1964年～），台中東勢人。從年輕即開始投文學創作，寫作時間30多年的張芳慈，在2001年投入母語詩創作，2005年出版客語詩集《天光日》。她的客語詩除了描寫客庄故鄉的景物，客家飲食文化外，也對客家女性的處境多所描繪，流露出客家和女性交織的風情畫。張芳慈認為，透過母語書寫，能找回故鄉的話語，透過母語教學，能學習母語的文字。她曾說：「我如果曾經是迷失的小河流，現在總算找到可以連結的大海。」母語書寫，正如同詩人精神的原鄉。
1990年代後，因著政治氛圍的解禁，族群、語言意識的覺醒，許多台灣女性作家選擇以台語、客語來書寫，對於她們來說，這是選擇站在一種相對主流的邊緣位置。然而，也因為這樣的選擇，台灣民族的文學語言不再被牢固的上鎖。在她們默默、持續的耕耘下，文壇開創出一個屬於台灣女性特有的新視野，透過以母語書寫的女性作家，筆下開展的台灣原「音」文學世界，使我們得以親炙更加豐富、多元的台灣女性心靈世界。
台灣文學中的「Herstory」，是閃爍在歷史長河上空中的明亮之星，她們大多因為外在環境、社會現實，被人所忽略，史家書寫以「閨秀」、「家庭中的柴米油鹽」等比喻一筆帶過，然這會完全忽略、錯過台灣文學中最珍貴的發展軌跡。（作者為台灣文學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