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健銘（台北中會國際日語教會會友）
台灣在2011年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中，因提供了超乎想像的援助與關懷，而一躍成為日本媒體與大眾焦點。近年來除了政治上關係日漸加溫，民間交流更是日趨熱絡多元。根據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全國修學旅行研究學會歷年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從2014年開始便超越美國、新加坡及南韓等國，成為日本高中海外旅行參訪人數最多的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人開始認識這個過去曾經被日本殖民50年，戰後卻被遺忘的島嶼。而許多因國民黨去日本化政策下埋沒的歷史記憶，也在各界熱心人士挖掘下一一重見天日，成為深化雙方友誼的最佳見證。
其實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中，有一間見證台日雙方信仰連結的教會，就是坐落在台北市天母巷弄中的台北中會國際日語教會，目前每個禮拜日下午會借用北中城中教會主日崇拜，週間亦有舉辦查經班與日文教室等活動。除了少數日本人信徒外，會友大多是日治時期受教育並以日文為母語者（稱為日本語族）。這樣的一個教會，何以見證台日信仰間的關係和連結呢？這就要從基督教剛傳入日本時期開始說起。
話說從頭：台灣與無教會主義的淵源
明治維新時期，歐美各宗派紛紛派遣宣教師赴日傳教，除了宣教師外，也有許多外國人抱著宣揚基督福音的心志到日本政府工作，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的創辦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William Smith Clark，1826～1886年）。他在教學之餘，經常熱心地向學生傳福音，最終有31位學生簽署「耶穌信徒公約」（イエスを信ずる者の契約），此一團體被稱為「札幌band」（札幌バンド），成為日本基督教三大起源團體之一。其中與台灣關係最密切者，屬日治時期建立台灣製糖工業基礎的新渡戶稻造（1862～1933年）。除了新渡戶外，日本無教會主義創始人內村鑑三（1861～1930年）則為台日信仰連結帶來長達百年的影響，直至今日。
當年內村提出無教會主義，希望打破宗派與有形教會的信仰框架，並藉由查經班、發行刊物，帶領人認識基督。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受到感召，紛紛投入其門下，在其眾多弟子中，出現一位在台灣經濟研究上有重要貢獻的人，就是在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擔任教授，闡明日治台灣米糖殖民經濟體系的論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年）。
在台灣，提到矢內原大多是因為他對台灣殖民經濟的研究，而實際上他在無教會主義的歷史上也有一席之地。身為無教會主義第二代傳道人，他在家中開設查經班、發行信仰雜誌《嘉信》、撰寫聖經書卷註釋，為傳播信仰而努力。當時一些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便是透過他的查經班認識信仰，將無教會主義帶回台灣。
首位接觸矢內原忠雄的台灣人，是日治台灣文學界與社會運動的重要推手葉榮鐘（1900～1978年），他在日本中央大學留學時，旁聽矢內原在東大開設的殖民地經濟學課程。之後參加先生的查經班，並介紹東大法科畢業、時任法官的台灣人陳茂源一同參加。而陳茂源又介紹弟弟陳茂棠，以及東大醫科生郭維租加入查經班。
台灣無教會主義者與國際日語禮拜的成立
日本戰敗後，陳茂源與郭維租返台。陳茂源在北投家中舉辦聖經研究會，參加者有郭維租、張漢裕（1913～1998年）、許星漢（1927～2010年）、牧師許鴻謨（1906～1978年）等人。當時的成員多為醫生，基於服務台灣貧苦大眾的理念，眾人透過陳茂源接洽板橋林家，接手經營面臨困境的林本源博愛醫院，直到1962年，因為道路拓寬徵收土地而解散為止。
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崛起，台灣的國際地位進入風雨飄搖的境地中。1972年從台灣聖經公會總幹事一職退休的賴炳炯牧師（1913～2015年），一方面出於實踐耶穌要將福音傳遍全地的大使命，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傳道與國際交流活動維持台灣與世界各地的實質交流，遂與時任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胡茂生牧師（1925～2012年）、總幹事高俊明牧師（1929～2019年）等人一同創立國際傳道會。當時胡茂生提議在台北開設日語禮拜，除了服務在台日本人信徒、對日本人傳福音之外，也提供一個台日信徒信仰交流的平台。是故在1973年10月7日，借台北新生教會設立「國際日語禮拜」，並設立營運委員會負責日常事務，六年後國際日語禮拜從國際傳道會中獨立。
事實上，國際日語禮拜的運作與成長，就是一個同為基督福音、跨越宗派合一的最佳典範。當時營運委員會除了主席郭維租外，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時任台灣聖教會議長的林異雷牧師，原先他在其牧會的三重聖教會開設日語禮拜，知道國際日語禮拜開設的消息後，便將自己的事工結束並加入營運委員會，毫無門派之見。此外，翻開當時的講道紀錄，可以發現講員的來源相當多元，呈現跨宗派的特色，除了長老教會的牧者外，也有來自日本基督教團與耶穌基督教團的牧師。當時無教會主義的信徒與傳道也曾參與其中，例如郭維租、無教會主義第三代傳道人高橋三郎（1920～2010年，年輕時師從矢內原，1958年取得德國美因茨大學神學博士，曾多次來台講道）、大島智夫等人。
國際日語禮拜與台灣政局的互動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進行嚴厲的去日本化政策，除了清除台灣各地日治時期遺留的銅像、神社外，亦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日語。此外，長老教會當時因發表了三大宣言，跟政府關係日趨緊張。在如此情勢下，對與長老教會有深厚關係的日語禮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當時國際日語禮拜在國語政策下，確實受到一些阻礙。例如1980年12月7日的週報上，記載有一位日本牧師寄送聖經與詩歌本給日語禮拜使用，但是隔週週報卻刊出其中20本聖經被「沒收而送還」。雖然不知道此一事件是否跟1975年當局沒收台語和泰雅語聖經一事有關，不過從這一件聖經寄送插曲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對於非國語出版品的嚴格管制。
此外，1974年4月7日的週報提到：日語禮拜因為其特殊原因，在週間集會與禮拜中將不會舉行聖禮。而「特殊原因」是什麼呢？協助過國際日語禮拜的日本宣教師片山和郎牧師夫婦，在1993年教會20週年紀念冊提到，當年在台灣服事時，禁止在公開場合使用日語，甚至有日本人因為舉辦日語集會被遣返回國。從片山牧師夫婦的經歷中，可以看到在國語政策的箝制下，自由參加的禮拜而非建立有形教會，可規避國民黨政府的取締。除了政治因素外，日語禮拜主事者郭維租為無教會主義信徒，當時有留日經驗的長老教會牧師也多少都受過無教會主義的影響，無教會主義抗拒有形教會建物與組織、不舉行聖禮的主張，似乎也是國際日語禮拜長時間維持禮拜型式的原因。（本節內容參考鈴木正崇編，《宇宙萬象的細語──民俗宗教研究的諸相》，東京風響社，2015年3月，263～284頁）
國際日語禮拜的教會化與今日發展
1980年代，蔣經國開始「催台青」政策，任用台灣本地青年菁英為政府高層，之後更任用李登輝為副總統、默許民進黨成立，後續解嚴、解放黨禁與報禁等。而同時國際日語禮拜也開始「教會化」。在1982年9月26日禮拜時發送成立教會的誓約書，隔年2月向台北中會正式提出加入長老教會的申請，最終在1985年5月26日以北中南門教會支會名義設立國際日語教會，聘請日本基督教團的岡村松雄牧師（1919～2014年）為首任主任牧師，1988年11月27日升格為堂會。
成為正式教會之後，教勢日漸增長。為了進一步向日本人傳福音，開始計畫在日人群居的天母區購置房產。1990年11月9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即為今日天母會堂。1993年岡村牧師因病辭職後，1994年至1999年3月由來自香港日本人教會的村山盛芳擔任主任牧師，在他任內開始了許昌街基督教青年會（YMCA）日語教室的外展事工。1999年6月至2006年8月主任牧師為柳田剛行（1952～2013年），2006年9月由來自京都的臼杵翠接下主任牧師一職至今。
國際日語教會的各種週間集會中，歷史最悠久者莫過於1977年開始的「婦人会」（日文，即婦女團契），之後演變成現今週四上午在城中教會的查經班。此外，教會過去曾經組織過聖歌隊，2000年以平均70歲的高齡的團隊，赴日訪問日本基督教團大阪浪花教會與大阪台灣長老教會，乃是教會史上值得一書的事件。
台日教會史的記憶寶庫
從上述回顧中，可以看到國際日語教會的歷史就是一部台日兩國跨越百年時空與宗派的交流史。直至今日，這群日本語族的老信徒每個禮拜日下午兩點都會準時到城中教會參與禮拜、聆聽上帝的話語。每年有許多日本高中與大學的台灣參訪團來教會參與禮拜，並與老信徒們進行交流。因為有許多會友出生於日治時期，甚至有人是戰前從滿洲國移民來台的日本人，也使得教會意外成為台灣近代史、甚至是東亞史的記憶寶庫。
近年來，台灣教會界對日本宣教議題的關注程度正逐漸增加。國際日語教會或許可以成為長老教會、甚至是其他宗派認識日本的窗口。但目前會友年齡已經呈現超高齡化現象，牧師長執們正在尋求未來教會發展的方向，還請各教會兄姊能代禱、關懷，盼望未來國際日語教會可以繼續成為台日民間與信仰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