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是《台灣教會公報》3733、3734期探索頻道〈重寫《蛾摩拉之書》〉的延伸討論。〈重寫《蛾摩拉之書》〉中，探討了教會面對性侵害醜聞所引發的反思和體制革新。本文將參考德國與北美地區的案例，著重討論教會在面對醜聞後，如何透過修復式正義的理念和做法，來回應受害者的需要，以達成真正的和解與復原。
◎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在北美地區的運用
美國天主教會於2002年通過《保護兒童及青少年章程》（Char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並據此成立一個國家級審查委員會，由11位具社會公信力的平信徒組成，用以監督教會新成立的「兒童及青少年保護事工」（The Office of Child and Youth Protection）辦公室的工作。
國家級審查委員會並委託約翰杰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做研究，查核195個教區現階段的做法是否有符合新的政策。除此之外，美國天主教會更把1992年成立的「性侵害案件臨時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Sexual Abuse），更名為「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屬下兒童及青少年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for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of the USCCB），並設為常置機構。但這些措施，嚴格來說，都還不是採用修復式正義的做法。
有鑑於刑事訴訟結果不但造成教會難以負荷的賠償天價，更因為以戰爭為模式的法庭辯論攻防，常常帶來進一步的撕裂，而使得信仰群體的復和與相互信任，難上加難。法律哲學家加夫里利德斯（Theo Gavrielides）與科克（Dale Coker）進而強調，將修復式正義運用在天主教性侵害案件中，目的是為了修復信仰群體的連結。
加夫里利德斯與科克根據「國際獨立學術研究」（Independent Academic Research Studies）進行的「正義與復和計畫」（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Project），從2004年開始研究天主教性侵害案件適用修復式正義程序，提出了六項處理原則：
1.在施用和決定採行修復式正義時，受害者、加害者和信仰群體都同等重要；
2.性侵害案件的細節和討論應該保密，而不是祕密進行，這是為了教育信仰群體如何在尊重個人私隱的情況下參與；
3.提供另類的修復式正義處理方式，不是取代刑事司法程序，而是給予加害者和受害者其他選擇，獲得社會支持和面對面討論的機會；
4.必須出於自願，意謂著不僅可以選擇加入，也可以隨時退出；
5.尊重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請有處理這類案件專長的修復式促進員協助，避免使受害者承受二次傷害，也可避免教會既有的權力結構造成不當影響；
6.重點是修復關係，而非相互競爭。
在討論了分別使用刑事訴訟及修復式正義的幾個著名案例後，加夫里利德斯與科克謹慎地做出初步的總結，認為雖然修復式正義與基督宗教信仰與神學相關，令渴望復和的教會期待頗深，但要用它來處理教會內根深蒂固的性侵害問題，目前仍不宜給出過於樂觀的承諾。修復式正義並不是萬靈丹，需要累積更多個案處理的經驗，方能提出更為全面的評估。
修復調解
諾爾（Douglas E. Noll）和哈維（Linda Harvey）提出的「修復調解」（restorative mediation）也是一個可行的做法，有助於促進涉案當事人之間的和平，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修復調解」在教會體制內兼具調查、調解和監督功能，因此不同於修復式正義的其他模式，也不同於司法體系的民事調解。它基本上是非政府的、自願的、非正式的，但在適當監督下進行。主要由兩位修復式正義促進員主導，也可以根據當事人意願，納入其他法律或支持性的社工或心理專業人士。
「修復調解」的做法是：教省成立一個獨立機構，用來接收教會內性侵害案件的申訴。首先，進行客觀中立的調查；確認申訴屬實後，通知教省，看其是否同意參與「修復調解」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獨立的律師受指派來協助受害者。如果教省拒絕參與，受害者可以尋求法律救濟；如果教省同意參與，獨立機構就會聯絡修復式正義促進者，召開修復式正義會議。在「修復調解」中達成的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獨立機構因此有監督責任，當事人明確知道若未來不履行將面臨一定的後果。
如果受害者提出刑事或民事訴訟，「修復調解」可以作相應調整。當刑事訴訟提出後，加害者必須先認罪，再交由法庭指派成立「修復調解」會議。會議的決議會提交給法庭，作為量刑的參考。法庭判決不必完全按照會議決議，但理想狀況是法官在判決時參考其內容。如果受害者提起民事訴訟，「修復調解」可以取代民事調解，其決議內容不限於一般民事調解，律師以當事人諮詢者身分參與會議。
共議同行促成修復式正義
為何出自基督教信仰的修復式正義，現在反過來運用在天主教性侵害案件上，還需要如此謹慎小心？原因在於，修復式正義不可能存在於權力和文化的真空中。如果不考量影響聖職培育和神父派任至教會、學校及其他機構中的各種因素，一個全面的療癒過程對受害者，甚至包括加害者，是否真的可行？修復式正義更不可能不去探討，教會組織文化究竟是如何被塑造並維持至今，以使社會化的他人保持沉默，並幫忙掩飾事實。
這樣看來，修復式正義不得不與「共議同行」有緊密關聯，或許，可以把目前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推動的「共議同行」視為引入修復式正義的鋪路過程。
另一方面，修復式正義需要聽取受害者、加害者和信仰群體的聲音，三方同等重要，必須共同作出決定。再者，運用在天主教會內的性侵案件上，需要引入不具聖職的專業修復促進員，甚至法律和社工人員，他們可能是熟悉教會文化的平信徒。這有可能改變教會傳統對平信徒參與決策的刻板印象，進一步促成真正由下而上的「共議同行」。
因此，可以樂觀地認為，「共議同行」是修復式正義的一部分，一種適合而且嶄新的天主教傳統文化的修復式正義模式──「共議同行的修復式正義」（synodal restorative justice）正在形成中。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