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刻，
在我心中，
在法庭的被告欄，
是一生牧職最崇高的講壇，
死蔭的幽谷成就了靈性的高峰。
——朱耀明
朱耀明牧師回憶錄
作者│朱耀明、知日
出版社│左岸文化
◎林淑芬
2013年，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健民與牧師朱耀明，為爭取踐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的投票權、參選權和提名權，以有限度的、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為手段，計畫佔領香港金融區中環的交通要道。從起初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中運動」），發展成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所以稱為「雨傘運動」，源於警方以胡椒噴霧驅散示威群眾時，群眾以雨傘抵擋。催淚彈與79日的佔領成為這一代香港人的印記，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被稱為「佔中三子」。
其中，朱耀明的牧師身分尤引人好奇，為何一介牧者會參與社會運動？
筆者最初得聞朱耀明牧師的大名，是在佔中運動的報導中，然而及至閱讀《敲鐘者言：朱耀明牧師回憶錄》，方對朱牧師的生命歷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而不僅止於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
在文化大革命錯把鬥爭當正義
朱耀明年少孤苦，與嫲嫲（奶奶）相依為命。雖然生活艱苦，但嫲嫲仍讓他上學，未料他學的是仇恨。他讀小學時經歷文化大革命，錯把鬥爭當正義，不過是小屁孩，卻被文革挑撥出巨大的仇恨，跟著大夥兒到處綁人，又押人跪玻璃，還不時跑去公審大會湊熱鬧。他目睹地主跪倒台上，加諸身上的罪狀一條接一條，會後直接行刑，處決地點就在不遠處。那人原本應步行前往，卻被抬了過去，因他在驚怕中已全身癱軟，最終以俎下肉的姿態迎接槍彈。
那幅畫面，讓朱耀明至今想起仍感到難過。在《敲鐘者言》第一部「草民」，朱耀明自承作為孤子的幼年經歷：「我經歷的都不是人性，那是為什麼我始終厭惡、甚至恐懼共產黨的原因，我對它沒有任何遐想。」
嫲嫲過世後，朱耀明更是常常捱餓，偶爾吃榕樹葉和蕉樹心，偶爾冒險到農田和魚塘去偷食物。他孤孤單單捱了一年多，才在嫲嫲生前所託親人相助之下，辭別曾與嫲嫲相依為命的村莊，到了現代化的香港。遼闊的田野快轉變換成灰濛濛的水泥森林，少年朱耀明從此開始他在香港打拚、流浪，乃至最後進入基督信仰大家庭的「歸家」路程。
恩師周聯華言傳身教
初到香港的朱耀明做過擦鞋童、到五金店作學徒、騎單車送貨，但沒有一條路行得通，甚至差半步就要成為裁縫師傅了，卻偏偏大病一場……。就在此時，他偶然參加一場佈道會，「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章6節）這句經文切中他的處境，撼動了他。他在奮不顧身與止步不前之間天人交戰，終於最後一個走出去決志跟隨基督。
這個決定影響了朱耀明的一生。信仰撫平了他的傷痕，消解了他的恨意和冷漠，引領他步上險阻重重的未來。基於對華人神學家周聯華牧師和唐佑之牧師的景仰，1969年時年25歲的朱耀明來到台灣，前往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就讀，受業於周聯華牧師。
《敲鐘者言》第二部「牧民」記載了朱耀明在台灣接受神學訓練、結識妻子、結婚，以及回港後建立柴灣浸信會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周聯華牧師對他影響甚深。
在外人眼中，周聯華是「宮廷牧師」「蔣家三代御用牧師」，但在學生朱耀明眼中，老師教給他的是如何在濁世中持守清明，在險惡中毋忘關懷，「老師說，除了做好教會工作，還要促進社會進步，助國家邁向民主。在當年封閉的政治狀態中，他有如此的勇氣和膽識，對我影響深遠。」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開口肯定鎮壓的決定，社會氣氛急速逆轉。1991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選朱耀明續任第二屆副主席，教會中人紛紛勸諫。朱耀明說：「當時我說，我曾和150萬人上街抗議，難道政治壓力一來就離隊？人要有義氣，不能丟下受壓的兄弟……」可見其受業於周聯華牧師的身教，從老師身上學到的是：「沒有腳下的真理基石，人就隨風而飄，失去位置。」
朱耀明返回香港後，投入柴灣的服事。柴灣當時嚴重缺乏社區設施，遍布火葬場與墳場。朱耀明來此開荒，百廢待舉之中篳路藍縷，從社區得到許多令他感受至深的幫助。他以為自己愛社區，但許多經歷告訴他，社區也愛他：「危難中，這種互濟力量叫人喜悅又鼓舞。」
被告欄成了講壇
於柴灣浸信會事奉30餘年後，朱耀明突然在2008年大病一場，就在因病準備退休之際，舞台劇《斜路黃花》的編劇白耀燦帶著劇本來到柴灣浸信會，邀請朱耀明客串演出劇中的牧師一角。這部劇本以王煜初牧師的一生為原型，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改革派，曾上萬言書力陳中國積弊，啟發不少影響中國政局的人物，包括孫中山在內。
在排演領聖餐一幕時，朱耀明唸著：「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哥林多前書11章24～25節）他深刻感受到耶穌犧牲的精神，以及救贖人類脫離不義壓制的託付。先賢不懼於回應社會，在國難中堅守基督同情悲憫的心懷，不再只是聖經裡的、歷史裡的、戲劇裡的，更是現世的、當下的，而他的生命亦如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放在心上的課題──基督徒與公民社會的密切關係，彷彿得到了來自上帝的回覆。
在《敲鐘者言》第三部「公民」中，朱耀明體現了何為基督徒對社會的公民責任。從爭取設立一間醫院開始，他步上了社會改革、民主運動之路，從支持1989年的六四學運、協助救出多名民運人士，到宣讀佔中運動信念書，朱耀明已成為香港民主派的重要人士之一。然而，因發起佔中運動，他被控煽惑他人犯罪，也因此在被告欄發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講道：「此時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欄，是一生牧職最崇高的講壇，死蔭的幽谷成就了靈性的高峰。」在〈敲鐘者言：被告欄的陳詞〉一文中，他充滿生命力的告白令人動容：「我們期待沒有痛苦和眼淚的日子，然而，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間，經歷人事的艱辛，祂親自向我們詮釋了『哪裡有痛苦和眼淚，哪裡就有救贖主』！」
從孤子到歸家，從牧民到公民，朱耀明的生命因著救贖而獲得新生，這個新生的力量使他甘願在乖謬的時代、專權的國度、扭曲的社會中成為勇敢的敲鐘者，喚醒人間昏睡的靈魂，就在此時此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