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長老教會--耶和華建造的房屋

攝影/黃謙賢

◎余杰

攝影/黃謙賢

一場隔海的追思會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在全世界面前「被肝癌」而死。我想到一定要在台灣為他舉辦一場追思紀念會,地點最好在教堂,首先想到多次過其門而未入的濟南長老教會。

那是一座外觀讓我驚豔的教堂,與總統府和立法院僅咫尺之遙,是台北市歷史古蹟,於1916年落成,設計者為日本建築師井手薰。眺望教堂哥德式建築的小尖塔、塔樓,宛如在歐美古城邂逅一座維多利亞時期的磚造小教堂。濟南教會不僅建築深具歷史感和藝術性,教會也與台灣民主運動、特別是長老教會反抗國民黨的歷史息息相關,如果能在這裡記念劉曉波當然最恰當不過了。

我輾轉通過友人聯繫上濟南教會的主任牧師黃春生。印象中,大教會牧師多半觀念保守,不願涉及爭議事件。我姑且一試,沒想到黃牧師爽快應允,還懇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支持。

短短幾天,黃牧師和總會同工馬不停蹄安排好追思會所有細節。黃牧師做事認真細膩,連程序單都跟我討論十幾來回。劉曉波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基督徒,不是台灣人,也似乎沒有明確表示過支持台灣獨立,長老教會為什麼要為他舉行追思會呢?當有人如此質疑,黃牧師在臉書回答:「本質上都是為自由民主價值在奮鬥的人,自由民主也包括自決權。如果劉曉波活得更久,他也會有更多民主自由的體悟與論述。為一位勇敢的中國人權鬥士舉行追思會,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追思會傍晚,我步入教會拱圈大門,莊嚴肅穆之感油然而生。一位平時很少到教堂的朋友後來告訴我,走進濟南教會大堂,立即感到自己的卑微和不潔。教堂內部屋架採用鋼骨,露出屋架結構,以鏤空方式減少屋架的壓迫感,增加空間高敞。最前端的講台放置講台座及桌椅,上端以三個連續尖拱為聖壇裝飾,中央放置十字架。中央尖拱上方,裝飾著長老教會「焚而不燬」標誌。我想起聖經相關記載,想到兩千年來前仆後繼為信仰自由獻出生命的前輩,還想到剛剛被共產黨虐殺並挫骨揚灰的劉曉波──他在世上沒有墓地,但他也是「焚而不燬」,如詩人濟慈所說,他的名字「寫在水上」。

攝影/黃謙賢
攝影/黃謙賢

耶穌大,還是天皇大?

濟南教會的歷史,是台灣人追求宗教信仰自由歷史的縮影。1895年,清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897年7月,日本傳道局一份關於台灣教會的報告指出,經過西方宣教師數十年的耕耘,台灣已有教會97所。於是,日本傳道局派出第一位日籍牧師河合龜輔來台灣宣教。1896年11月,又派遣傳道局局長大儀見元一郎來台視察,決定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簡稱「台北教會」,此即濟南教會之前身。

1897年,因信徒日增、缺乏聚會場所,信徒提議興建會堂。基督徒富商李春生奉獻土地及現金,其他信徒踴躍響應,新教堂於1900年落成。1907年,信徒迅速增加,原有空間不足,教會決定賣掉舊會堂,興建更大的禮拜堂。這次建堂歷時10年,建堂主委長尾半平為台灣總督府土木局長,也是台北教會長老。新禮拜堂於1916年竣工,與總督府等建築風格一致,體現大正民主時期崇尚西洋現代文明的風潮。那時期,日本牧師上與二郎注重講道,講究嚴謹肅穆的禮拜氣氛,教會穩定發展。地緣關係,台北帝大醫學院、台北醫專台籍學生,亦陸續加入教會。

然而,1931年起,日本政局劇變,軍國主義陣營掌權,發動侵略戰爭,占領滿洲等地;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打壓西方民主自由思潮,日本本土及殖民地教會受到監控和打壓。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戰爭,在國內推行「精神總動員運動」,美國歷史學家伊恩‧肖克指出:「倡導『皇國復興』,團結一致,為天皇獻身(天皇被視為活著的神),還有弘揚傳統日本文化與傳說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台灣基督教史學者查忻也在《旭日下的十字架》一書中指出:「由於基督教的外來性,以及教義中的『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別的上帝』,嚴重地與『國家至上』的國家崇拜觀念衝突,自然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絆腳石。」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官方強制基督教等「不被信任的宗教團體」必須公開支持其對內對外政策,將天皇置於耶穌之上。

攝影/黃謙賢

政治控制下的沉默與屈服

在日本及其殖民地,基督教本來就是少數、邊緣化的宗教信仰,影響力有限,當局並不把基督教當作主要敵人。不過,在軍政權掀起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狂潮中,來自西方的基督教也被波及。日本政府要求教會實現「本土化」,接受神格化天皇崇拜。教會回應相當軟弱,同意臣服,敢於堅持真理的教會、牧師和平信徒寥寥無幾。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國主義、天皇崇拜、神道教結合下的「皇民化運動」加速推行。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教會受到更嚴密的監視,禮拜必須用日語講道、唱日本國歌、行「國民禮儀」(遙拜日本皇宮)。教會學校師生被迫到神社參拜,教會所屬學校和醫院逐一被控制、接收或被迫關閉。雖然逼迫程度遠不如幕府時代對天主教徒的追殺圍剿,但教會和信徒無不面臨「耶穌大,還是天皇大」的抉擇,大部分人選擇了妥協,喪失了信仰的本質和核心。

在台灣,由於西方宣教師被遣返回國,教會被迫全面「自立」,卻無法擺脫總督府的控制。1943年2月25日,長老教會被迫在彰化成立「總會」,1944年4月29日,更和其他教派一起被納入「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上與二郎牧師被指派統籌一切教務,儼然台灣基督教「國家主教」。當時,台北教會」已更名為「台北幸町教會」,成為「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總部」,也就是某種隱晦形式的「國家教堂」。

學者廖安惠在《台灣教會公報》2392期的〈兩個太陽底下的台灣教會──日治末期教會面臨的難題〉一文中指出:「皇民化運動時期,雖然有牧者遭受迫害、逮捕,然而教會對政府的抵抗非常軟弱,有時甚至扮演協力者的角色。」尤其是北部教會,從第一、二屆北部大會對時局的宣言看來,不免讓人感到過度諂媚。與信仰牴觸的部分,特別是天皇崇拜,北部教會每每以「國民儀禮是非宗教或超宗教的愛國行為」解釋,並主動聲明與加拿大母會斷絕關係。高壓之下,有人沉默抵抗,也有人迎合政權。整體而言,長老教會不曾積極抵抗日本法西斯當局的宗教政策,這成為歷史上慘痛、恥辱且必須正視的一頁。

攝影/黃謙賢

一間教堂,兩座招牌

1945年,戰爭結束,但台灣教會和基督徒的苦難並未結束。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街道改名,教會兩度改名為濟南街長老教會、濟南路長老教會,1950年代正式定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

此種街道改名的模式,反映蔣介石政權失去中國統治權後,不甘心蟄居台灣,但又無法實現「反攻大陸」願景,只能將台灣地名改為中國地名。如此一來,他打開台北地圖,宛如打開秋海棠形狀的中國地圖,彷彿又擁有中國廣袤的土地,這是一種顧影自憐、自欺欺人的「精神自慰」。國民黨政權的改名遊戲,使得這間台灣土生土長、跟中國山東濟南毫無關係的教會被冠以「濟南」這個荒誕的名字。

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日籍信徒陸續返國,剩下少部分人由各地聚集到濟南教會,此處成為在台日人信徒最後唯一集會點。在反日氛圍強烈的戰後初期,台籍信徒出於基督徒超越種族的弟兄之愛,保護了一批日籍信徒免受攻擊和羞辱。

當時,中華民國陸軍將軍范誦堯受命來台接受日軍投降。范誦堯是基督徒,眼見中國來台人士日漸增多,其中基督徒為數不少,但台灣各地教會均以台語傳道,乃在台北組設國語崇拜聚會。最初借用許昌街青年會會所,參加禮拜者日見增多,幾至無法容納。當時的台北市市長游彌堅亦為參加國語禮拜的基督徒,見教會興旺,設法協助將信徒會友所剩無幾的濟南教會禮拜堂撥給國語禮拜堂聚會,成立台北市國語禮拜堂。

此後,台籍教會逐漸恢復各項事工,並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長老教會要求與國語禮拜堂共同使用濟南教會正堂。兩教會約定,禮拜日上午9點為台語禮拜,11點以後為國語禮拜。由此,濟南教會出現了兩個獨立教會共用一座教堂且用不同語言傳道的稀有現象。

時間一長,兩個不同系統的教會既有合一,也有爭執。1990年代,國語禮拜堂董事長林丕鴻認為,國語禮拜堂與濟南教會共用一個禮拜堂已近三十多年,於各自教務發展常感不便,解決之道唯有設法擴建,分堂聚會。若將禮拜堂現址改建為12層大樓,國語禮拜堂與濟南教會就各有聚會場所,其餘樓層可供集會及各項活動之用。

此提議遭長老教會方面拒絕。因為拆毀歷史建築而修建新建築,是買櫝還珠的做法。而且國語教會企圖偷梁換柱,將新建教堂命名為「中正紀念教堂」(CKS Memorial Church)──以二二八屠殺元凶名字命名教堂,對基督信仰是奇恥大辱,跟昔日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強迫推行天皇崇拜有何區別?

雙方爭執不下,直到1998年,台北市政府公告濟南教會為直轄市市定古蹟,拆毀舊堂建新堂的想法才偃旗息鼓。濟南教會爭取委託管理,出具聲明書確認建築物為濟南教會管理、維護,然後與國語禮拜堂和好,國語禮拜堂遷出自行建立新堂。

豈容凱撒的手伸向教會?

上帝建造的房屋,豈是人手可以拆毀的?基督徒學者蘇南洲在論文《教堂空間的社會分析──以台灣基督長老濟南教會為例》中,清晰地梳理這段歷史的起承轉合,信仰的掙扎、權力的專橫、人心的幽微全都彰顯無遺。基督徒學者曾慶豹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中,也以此個案探討國語教會依附黨國體制、幫助國民黨政權打壓追求自由、自決的長老教會那段被遮蔽的歷史──台灣社會需要轉型正義,台灣教會同樣需要轉型正義,如果迴避這段隱祕、欺瞞的歷史,教會不可能有真正的復興。

日治時期,總督府企圖讓天皇崇拜先於耶穌崇拜;國民黨時代,黨國基督徒對「蔣公」的熱愛超過對耶穌的信仰。早在1975年4月26日,蔣介石剛去世不久,在「中華民國基督教追思故總統蔣公籌備會議」上,就通過了信義會靈光堂張力長老的「推動全國教會共同興建『聖介石堂』」提案,在濟南教會現址上建一座「中正紀念禮拜堂」的提案,據說獲得宋美齡的同意。

推動該計畫的人士,大都是在黨政軍居顯赫職位的黨國基督徒。根據他們的說法,此計畫有三方面意義:一、記念並效法蔣介石總統之虔誠信仰;二、增進世界各國教會與我國之聯繫及合作;三、團結全國教會協助政府復國建國之大業。對黨國基督徒而言,選濟南教會之地址建立「國家教會」,可打造一種新的象徵取代舊的象徵──國民黨對台灣的治理優於日本人對台灣的治理。黨國基督徒念念不忘的是打造一個伏在政治底下的基督教,以及對蔣介石近乎神化的崇拜。

黨國基督徒將蔣介石當作基督徒之典範,殊不知,正是這個「主內弟兄」命令禁止使用聖誕節的名稱,而以中性的耶誕節取而代之。50多年前,蔣介石執政時,主管部門正式發公文,指示聖誕節應該「正名」為「耶誕節」。官方說法是:中華文化的聖人是至聖先師孔子、亞聖孟子,耶穌不是中華文化一部分,因此不能稱「聖誕節」。可見,蔣介石只是表面的基督徒,用這個身分騙取美國的支持,骨子裡是中華民族主義者,與義和團拳匪相去不遠。

1989年,黨國基督徒成功向日本的日米基金會申請到經費,總經費10億台幣已成功募得5億。「中正紀念禮拜堂」建築圖主要委託中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興建內容包括中正紀念教堂、經國活動中心、國父及蔣公圖書館、傳教士靈修院、基督教招待所、各種會議場展廳、各教派聯合辦公室及青年體育運動場。但就建築之美感而言,與原來的濟南教會不可同日而語。國民黨的審美,本質上乃是「審醜」──國民黨在台灣修建的建築,哪一個稱得上「美」呢?

台灣的黨國基督徒,宛如中世紀末期天主教的上層社會,順從人而不順從神。蘇南洲指出,黨國基督徒精心規劃並企圖借力使力,在這座古老教堂上打造一座以擁蔣、崇蔣為要的「國家教會」:

這個計畫很明顯就是要興建基督教部門國家機器,當然其背後目的相當複雜,而且並未正式知會濟南教堂。但由於當初使用權是陳溪圳具名的,現在又由陳溪圳具名申請,似乎是使用者都同意的(長老教會與國語禮拜),但在興建組織及未來管理組織上又未列長老會或濟南教會,顯然有以政治力量奪取該教產及基地之意涵。且陳溪圳早已自長老會退休多年,既非長老會議長,亦非濟南教會牧師,且該案又未在長老會總議會提出過或得到授權,陳溪圳實在毫無長老會或濟南教會之代表性,而「致中央社工會文」中竟說「濟南街長老教會亦表示贊成」,頗有魚目混珠之嫌。

然而,威權時代已是強弩之末,台灣正大步邁入民主自由的新時代。打造「中正紀念禮拜堂」的宏大計畫,跟此一時代潮流已格格不入。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斷然否決了該計畫,隨後這座歷史性教堂被列為必須保護之古蹟,黨國基督徒的「中正紀念禮拜堂」大計就此告吹,同時也象徵台灣基督教「護教反共時期」的結束。這是黨國基督徒最大的遺憾,卻是濟南教會的幸運,它總算躲過了被「黨國基督教地上證明物」取代的命運。

這場紛爭深刻影響了台灣教會日後發展的方向。曾慶豹指出:

從1965年的百年大會,到1989年黨國基督徒「中正紀念禮拜堂」計畫終結,台灣基督教走過了「護教反共」時期,分裂的型態就此定調。長老教會被分化出去,獨自走一條反抗的路,與黨國統治沒完沒了;台灣基要派發芽成長,與黨國關係密切並從中得利,成為台灣教會的另一種型態。台灣的長老教會和基要派在此政治氛圍下滋長起來,這即是台灣教會的政治系譜。

今天台灣教會在若干政治議題上的分裂、對立和衝突,都可以在濟南教會的故事中找到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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