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彰輝;譯/蔣記剛
東亞國家有一項相當重要的特徵,就是新興主權國家的崛起,這就像是全人類的器官,帶著新的功能。這些功能包含了:第一點,強化國家政治的自主性,藉著連結不同的宗教社群、族群社群、語言社群以及各地方的社群,也尊重他們各自的風俗民情,讓這些風俗民情可以進入到國家政治的社群中,並且藉著立法機關,使各個社群在國家社會中實踐公民權利,以脫離西方殖民政治的束縛;第二點,由傳統、停滯不前的未開發社會,轉型成開發的工業社會,這需要以自由、公義和大眾福利為基礎才能打造。以上兩點,都需要重大的革命才能發生,也需要深入打破過去宗教、社會、政治權力之間在傳統、舊制度及靈性層面的拉扯,也重新根植人們對事物的新觀念,好適應不斷變動以及全新的處境。────《東亞中的宗教、國家和意識形態》
對於建國工程所面對的困難,我已經說得夠多,不過有件事我可以確定,誠如當代出名的神學家,也是我們許多人的老師──卡爾‧巴特說的,教會不管何時何地、在什麼景況中,都不應該活在抽象的理念中,而是要活在人群中。他說,只要我們還是上主的僕人,在祂的宣教中關心所有人,就應該將所有的平等對待丟在一邊,我們應該跟所有的貧窮人跟受壓迫的人站在一起,更需要關注那些在各國中未受到平等對待和無法享受相同權利的人。處在社會中的教會和眾人,應該秉持著捍衛自由和公義的精神,無論何時何地為社會公義挺身而出,以及力挺那些為社會公義奮鬥的群體。
社會發展下的教會挑戰
現在讓我把焦點放在發展帶出來的問題。我要再舉個個人的例子。1947年,我回到台灣,台灣在戰後是百廢待興;1953年,我和幾個台灣的教會領袖聚集,討論長老教會下個十年的宣教,我們思考了一下,了解到1965年正是長老教會慶祝宣教百週年。我們如何用有意義跟傳承信仰的方式來到上帝面前呢?這個問題不斷持續討論,最後在總會議會中議決,在10年內推動「倍加運動」(Doubling the Church Movement)。10年過去後,令我們又驚又喜的是,倍加運動所達到的教會數量跟信徒人數,超乎所預定的。我們也很開心查爾斯‧韋斯特(Charles West)博士跟麥寇德(McCord)主席在當年與我們一同慶祝。
我記得1954年討論的時候,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牧師準備了一本小冊子《臺灣宣教》,這本書內特別提到哪些地方還沒有教會,「長老教會在台宣教90年之後,仍然有176個鄉鎮,也就是估計有3到5萬人是沒有教會的。」看到這樣的光景,我們豈敢在慶祝百週年之際,用這樣的方式來到上主的面前?就是這麼一個出發點,我們繼續接受挑戰往前走;1970年,長老教會增加了465間堂會,我們從戰前的200間,到戰後增加至865間堂會,這真的是令人相當興奮的一件事。
但是,什麼是台灣過去10年中發生最有意義的事情?從1954年到1965年,正當我們回應宣教的呼召,繼續接受宣教的挑戰,突然間,整個社會發展有著很大的巨變。
1954年,根據《臺灣宣教》的研究內容,台灣約有76~78%人口,也就是大約700多萬人,住在鄉村地區。然而,到了1965年,正當長老教會慶祝宣教百週年時,僅有46%人口住在鄉鎮地區了,明顯有越來越多的城鎮興起。從那時起,許多高樓林立,人們離鄉背井到都市。
教會此時遇到了新情境。當我們去鄉鎮開拓教會時,突然有大量的鄉村人口外移,導致本來在鄉鎮中很多信徒的教會,忽然間變得弱小。開議會時,常常聽到牧者反應,他們又少了65、75位,甚至是100位信徒。我想說的是:一個新社會型態正在倍加運動中誕生,工業化和都市化就像雙胞胎,如果社會持續開發,我們就必須從原本的農村社會中轉型,過去的農村社會是日本政府剝削農人,要他們種稻米和甘蔗的地方。如果台灣往正常化國家發展,她必須以一種不同方式發展,無論是都市化或工業化。然而,這還是會動搖整個傳統社會的生活模式。這種發展不只打破家庭制度,這股力量甚至也改變了印度的種姓制度。
變革中的兩種張力
我們正處在變革的階段。雖然在此時,不人道的事情也隨之上演。過去,我們用名字認識彼此,現在我們四散了;在過去的社會,我們沒有藏身處,因為我們彼此認識,現在則有很多藏身處。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是讓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歸屬。那麼,教會要如何實踐自身的社會責任呢?
因為我最認識台灣,所以我舉台灣作例子,這樣的情況也可以對照其他國家的情況。1964年,為了回應「宣教聯合行動」,長老教會召開了一個委員會,而台南神學院則成為宣教活動的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主題就是:一同走進下一個百年(Into the Second Century Together)。長老教會一共有13個委員會,為了要發掘教會宣教的責任在哪裡可以發揮,以及找出福音比較容易進入的前線,去研究不同的轉變。在研究報告中,特別談到了台灣的政治處境,但後來並未能放進去,這是因為,在研究到一半,主筆的彭明敏教授就被抓走了,關在監獄裡。直到1970年,他才有機會逃離台灣。
是的,若基督徒要真實的實踐我們的責任,投身在當代政治和社會處境,我們則必須接受危險跟苦痛。但是在這當中,教會必須為了更多人享有豐盛整全的生命,而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所以飢餓和貧窮都應該被解決,社會公義應該擴及到全體人民,教會怎麼可能在當代處境中缺席呢?
是的,我們需要更清楚國家人民的期待和心聲。不過,我們也冒著在這自我認同的運動中失去自我的危險。在這裡可以看見兩種張力,一種是當我們參與上主所關心的宣教,我們緊緊抓住、強化和更新我們基督徒的身分認同;另一種是,我們也靠著會關心人的主的名,去認同我們國家的人民。
成為宣教的教會
讓我用一段話來結束。亞洲國家的建國(打造一個整全、更合一和堅強的國家)和轉化社會(讓社會進入繁榮、開發和工業化的社會),在第三世界中遭遇巨大的挫敗,新興國家越來越注意到他們也許把一手好牌給打爛了。1968年4月,在貝魯特合作發展會議(Conference on World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上的宣言指出,雖然我們住在同一個地球村,但80%財富和資源掌握在20%人口手上。這些人住在北大西洋,他們越來越有錢,而其餘的人卻越來越窮。
在這樣的狀況下,不論是亞洲新興的教會也好,或是那些掌握世界80%財富和資源的老教會來說,基督徒的責任是什麼?換句話說,這些重大的變革打造出來的處境,超出了建國工程和社會發展的期待。世界雖說走向一個地球村,但事實上,她被分為開發和未開發國家,被分為有錢的與貧窮的國家。無論是老的還是年輕的教會,都應該要共同回應這個課題。
我們一定可以克服這個難題,因為我相信,從現在起,眾人的救恩或是世界的和平是不能分割的。我們可以更像一家人團結,或是我們像一家人自相毀滅。在這樣的狀態,我再一次懇求:當一群人相信上帝愛世人,到一種地步,只為了自己的名和國度,將自己的獨生子給了世界,我們應該希望宣教是不斷更新的,且被聖別的,好讓我們可以進入新的世紀─帶著期待又困惑,是有著應許但又充滿挑戰─但上主的聲音說:我在乎,願這個聲音能讓更多人聽見。
之前的演說中,我談到宗派間帶來的影響。若教會是分裂的,要如何實踐基督徒的責任呢?如果教會是分裂的,我們便不能成為連結國人的靈性力量。宗派主義已經結束了,而且在宣教上更不能如此。若我們看重上帝的宣教,我們必須好好處理宗派間所帶來的困難,而這個困難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教會。
讓我們的教會如同卡爾‧巴特所說:「不是教會說了什麼,而是教會是什麼,教會的聲音是否在建國工程中被聽見,或是不被聽見。」讓我們留心這份警告,並彼此連結,一起邁入下個世紀,忠心跟隨上主,成為那接受呼召去宣教的教會。 (全文完)
編按:本文為1970年10月6日,前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於普林斯頓神學院的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