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美書
王能祥長老，懷著對台灣的熱愛以及對政治的敏銳度，舉家搬到華府，一生為台灣的前途奔走，特別是在1978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後，殫心竭慮設法為台灣人民圖謀出路，最重要的其中一項是在幕後參與制定讓台灣不直接被中國併吞的〈台灣關係法〉。該法案是由許多人努力的成果，促成其中的重要推手，台灣方面是郭雨新，美國方面是貝爾參議員和李奇眾議員。郭雨新在1977年流亡美國後，藉由先前在台灣累積的民主運動聲望，結合王能祥自年少在美國留學就開始累積的人脈與資源，於1979年成立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由郭雨新任主席，王能祥任秘書長），為關心台灣前途的本地人士與海外友人建立管道，使消息不再被國民黨政府把持；於此同時，也積極遊說美國國會保障台灣安全。
如果沒有王能祥在華府的長期經營、深交理念相近的美國國會議員、盡力團結海外主張自由民主的台灣人，現行的〈台灣關係法〉很可能無法從其他偏向中國、主張中國利益的其他兩個草案中脫穎而出，這也證明經營在美國國會中支持台灣的力量，對台灣而言是十分必須也重要的。談到〈台灣關係法〉本身，該法案四十年來對台灣的穩定與繼續邁向獨立的路有極大的助益。若根據楊嘉猷與周威霖所撰 「心繫台灣、老驥扶櫪的王能祥長老」一文，王能祥認為〈台灣關係法〉體制中，台灣在政治上是美國的自治的「準領土」(quasi territory)，在軍事上則是美國的「保護地」(protectorate)，若文中屬實，我們可能不會完全同意王能祥的觀點。
就我們的理解，〈台灣關係法〉是美國與中華民國與斷交之後，美國國會向台灣人民締約，確立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可說是一方的人民向另一方的人民單方面締約，只是這樣的實踐，在國際上罕見，也形成一種另類的國際法實踐。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是由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法律，所以它無法歸屬至嚴格界定的國際法。另一方面，它的內容以及實踐卻創造了另一種國際法上的「新存有」，直接由國家三要素中的人民與另一國家的人民來締約。
如果用法律形式來看，那麼在嚴格的概念中，台灣就是美國的延伸領土。然而，從國家三要素中的土地、人民、政府三者來看，台灣又符合這三者，只是在政府上出了問題。當治理台灣的這個政府使用中華民國的時候，只有很少數的其他國家法人願意承認；但是當在台灣政府的名稱換成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後，就可以獲得某些國家的默認。所以，台灣關係法的存在，顛覆國際法的概念範疇。不禁讓我想起最近的同志伴侶法。當護家盟激烈地表達絕對不可以在民法中加入同志，改變婚姻的定義，必須另立專法。而行政院也沿用類似的概念，給個專法，但專法中用一句話，「比照或準用民法關於婚姻的規定」，於是同時滿足了護家盟形式上的勝利，卻也給了同志社群實質上的公平。在大國間斡旋與求生存的本領，倒是真的很好地發揮在內政的立法上。所以，到底，我們要面子還是裡子？理想的狀態是面子裡子都要，但是，如果只能擇一，那麼絕對是要裡子，面子不要全丟掉就好。
話說回來，無論是「上海公報」或者「台灣關係法」都好，也讓人看到作為公法人的美國是分裂的公法人。行政部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部門，卻跟一個名為台灣的人民集合體立約。整合這兩者實踐與其法律依據（國際法與美國法），就是一種兩國論的歷史與正持續著的現象。那麼，台灣，該怎麼繼續走出更創意、突破僵局的路呢？我認為值得我們集思廣益。但更重要的是，對身為基督徒的王能祥長老而言，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在於追求公義、和平與謙卑；否則，就很容易從利益、大欺小、自私來出發，而國際現實的殘酷，正在於此。
王能祥深思熟慮後的呼籲，也正是黃信介的哲思：「能說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說」。這與台灣關係法之父的李奇議員所言，獨立與自決間的張力是不謀而合的，可以做獨立卻不說獨立，可以說自決卻不做自決。換句話說，就是多說自決、多做獨立；少喊獨立、少做自決。以此檢視中國國民黨人的語言：「當民進黨佔有絕對多數的立院席次時，怎麼蔡英文不立刻推動獨立公投啊？」這種嘴砲式攻擊，其實正是掌握了台灣在國際間的苦境。可惜，沒有創意的解決方案，只有叫囂吹拂大街小巷。
也許，等候是必要的作法。等候，不是甚麼都不做，不是所謂的外交休兵。等候時，仍要有朝著某個目標前進或甚至朝著該目標的行動。因為大環境的海流，是想把台灣這艘船帶向別處的。「讓台灣成為新又獨立的國家」，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台灣這個國家的目標。而我深信，這個新又獨立的國家，是一個能夠去愛、願意受苦，接受上帝治理，讓他人看見盼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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