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
作者／余杰
出版／八旗文化
◎ 荊墨
認識、研究歷史有許多切入角度，舉凡政治、民族、科技、文明、地理、社會等，都可供我們探究人類歷史的來時路，從中去蕪存菁，憑之邁向明日。《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即從宗教影響的角度，綜覽近代發展史，宏觀而概要地瀏覽宗教改革後五百多年來的國族更迭、觀念衝突，並試著為華人國家正常化提出建言，精闢的論述讓人如醍醐灌頂，流暢的文筆讓人不忍釋卷。
第一卷
♦ 以清教徒為中心──四選國
以宗教為基礎發展，對現代國際情勢的探討而言，並不是主流。但余杰的思維不僅有其脈絡，且能解釋東西方大國間不同典型的緣起，因而提供了一個較為少見但不容忽視的視角。
畢竟，即使不提上帝在世界的掌權與作為，從世俗社會的觀點來看，宗教對於社群「觀念秩序」（Ethos）的影響仍然是可觀的。觀念秩序指一個社群所遵從的社會倫理規範，最早由希臘先哲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元前384～322年）提出。余杰則藉觀念秩序勾勒西方大國典型，進而回首亞洲，尤其是中國與日本兩國的西化過程。
雖然廣義的基督教在西方歷史悠久，但余杰以清教徒為出發點，而清教徒又源於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在日內瓦的事奉。作者認為，清教徒的精神奠定了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礎，從日內瓦到尼德蘭、再至大英帝國，最後落腳美洲新大陸。
決定性的因素有三。首先，清教徒承認聖經關於人類罪性的啟示，在政治參與方面卻未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相同，並不持屬靈、屬世「兩個國」的看法，乃是積極參與人間政治。基於人被罪所敗壞之故，清教徒預見權力的集中無可避免將帶來腐化，於是以制衡為精髓發展出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避免權力集中。
此外，清教徒並未因罪性而消極行事，反而持天職（calling）的思想，認為上帝的呼召不僅針對全職傳道人，也針對每一個在世寄居的聖徒，聖徒在世上做的每一種工作皆可以是為了榮耀上帝而做（歌羅西書3章22～25節）。
最後，清教徒同意財產的私有，援引拿伯事件指出，即使是君王，亦不能奪取人民的財產（列王紀上21章）。以上這三個原則是西方文明現代化的濫觴，也奠定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
然而，任何事物若離了本源、基礎，無可避免將產生質變甚或衰敗。尼德蘭因清教徒信仰衰落而使黃金時代黯淡，而繼承大英帝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則在多元主義、外來移民等多方衝擊下，面臨最大的危機，即清教徒觀念秩序和公民美德的弱化。失去這些「良俗」，徒有民主「良制」，亦是枉然。
第二卷
♦ 問題層出的歐陸──五路徑
余杰也採用觀念秩序的觀念評析沒有清教徒傳承的文明。他將歐陸發展分為五條路徑，第一條是深受梵蒂岡影響的「拉丁路徑」，影響範圍遍及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中南美洲。回首宗教改革之際，雖然梵蒂岡一度召開天特會議（Concilium Tridentinum）回應，但這場會議並未對天主教造成權力結構上徹底的改革，致使拉丁路徑基本上無法邁向真正的民主。獨裁政權如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3年）等，不時在拉丁語系國家中掌權。
第二條路徑是法國。法國雖然是加爾文的祖國，《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最初也是以法文撰寫，但是法國並沒有結出宗教改革的果實，1562至1598年間，先後爆發八場宗教戰爭，扼殺宗教改革在法國的成長，迫使具專業技能的基督徒逃離法國，削弱了法國民間的活力。此後接踵而來的法王中央集權、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拿破崙皇權，皆給法國帶來災難，之後以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啟蒙運動，更使法國成為反對宗教、私德敗壞的國家。
第三條路徑是德國。清教徒之外，德國是歐洲諸路徑中承襲宗教改革資產最多的地方，但因著路德宗對政治「聖俗二分」的態度，對政權過於服從、消極，以致德國無法擺脫君權獨裁的陰影。自19世紀起的帝國崛起，乃至於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均是掀起戰端的主要國家。就是到了現代，德國仍難免被中共的拉攏吸引。
相較於宗教改革時基督教與天主教分道揚鑣，東方的正教會和西方教會的分裂更早發生，形成第四條路徑──俄羅斯。未經過宗教改革的俄羅斯，既沒有加爾文，也沒有路德，歷史上雖曾有西化的嘗試，卻自始至終鄙視商人、企業家和官僚系統，但這些是促使國家正常化、現代化不可或缺的要素。工人代表組成的組織「蘇維埃」掌權後，對政治與宗教皆掀起一場浩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後，教會影響力雖有恢復，但仍無意制衡國家權力，以致今日俄羅斯政治仍由強人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余杰基於文明而非地理的緣故，將日本歸類於歐洲，本於日本主動積極「脫亞入歐」，視日本為第五條路徑。在19世紀末，亞洲的日本和清國仿效不同國家，分別開啟了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維新運動。第一個階段由日出之國勝出，並且長期保有領先的地位，原因在於日本若干條件優於清國，更適合現代化。然而，企圖將亞洲納為禁臠成就「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令20世紀的日本一步步走向戰爭泥淖。
綜合以上，余杰以抵禦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為指標，判斷各國家不同現代化模式之優劣。最具抗體的是擁有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美國，其餘路徑如拉丁國家、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等，均曾出現極權或獨裁。
第三卷
不明就裡的華夏──三政權
余杰最後將視角放到華人世界。在近代，華人世界有多次痛定思痛的轉型、西化，但因著根深蒂固的秦漢體制、服從性高的佛道宗教、奉天承運的皇帝獨裁，無論是清帝國、國民黨、共產黨官方推動，或是民間發起，華人世界的現代化運動均未取得成功的進展。
就《大光》的編排而言，第二卷對歐洲的探究具有起承轉合的意義，華人世界不明就裡向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學習，在余杰眼中是跟錯了老師。即令有效法英美，亦未能汲取個中精髓，因而徒具形貌，事倍功半。他認為，華人若要全面現代化，承襲美國的清教徒傳統是唯一之路，而基督教會更要秉持清教徒精神，在華人傳統觀念秩序崩解之際，填補真空地帶，使華人世界成為以宗教精神參與政治、整全的天父世界。
整體而言，探討國際情勢、歷史更迭的著作不在少數，研究、比較宗派差異的著作亦所在多有，但如《大光》從基督信仰形塑的觀念秩序切入實非主流，也因而讓人耳目一新。讀後不禁掩卷嘆息，深感上帝在人間、在歷史的作為之浩大，也對書中對華人社會弊病的診斷警醒省思。三卷書冊的龐大陣容或許讓人望而生畏，但就其涵蓋內容、時空之寬廣，實在已是言簡意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