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林昌華
台灣首間神學院的爭議
1982年，台灣神學院內曾經為了應該慶祝建校是百週年還是110週年爆發爭論。一派認為神學院應該從1872年以大地穹蒼為課室的「逍遙學院」開始起算；另外一派主張沒有校舍的「逍遙學院」不是學校，「牛津學堂」建設完成的1882年才算是學院歷史的開始。
後來兩派在董事會的調解下妥協，結果就是將神學院分為「設校」的1872年，以及「建校」的1882年。事實上，「設校」與「建校」的爭議焦點還牽扯到台南神學院，如果台神是1872年成立，那麼學校將早於南神的1875年；相反的，如果是1882年起算的話，就晚於南神。換句話說，整個爭論的核心在於：台灣最早的神學院應該是哪一間？
時過境遷，現在回頭再看當初妥協的結果，有點像是玩弄文字遊戲來化解爭議的意味。而且在現今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研究方興未艾的情況下，兩派的爭議也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不管是1872年或1882年，距離1658年出現的「蕭壠神學院」，時間上都晚了200年以上，所以南北神爭論的意義實在不大。
我認為，時間的早晚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學校設立的意義與影響是什麼，才是值得進一步去思考的問題。
殖民地神學教育構想的提出
1602年，荷蘭設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舉國之力參與摩鹿加群島香料貿易的競逐後，類似國教地位的荷蘭改革宗教會（Gereformeerd Kerk）的數個中會（Classis），已經開始討論如何招募和訓練前往東印度服事的傳道人。例如，1616年荷蘭台夫特中會（Delft Classis）建議東印度公司設立神學教育機構，中會致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建議書這樣說：
提議在萊登大學（Leyden Universiteit）為東印度公司成立學院，長期訓練學生，以達成這個重要的使命。這個學院稍後將移轉到東印度，由原先受教的牧師擔任教師，並在當地人中挑選傳道師。
收到中會建議的董事會，決定將備忘錄交由東印度公司位於荷蘭母國的各商部（Kamers）討論，責成他們與各地中會協商，並在下次會議提交報告。
這個提議在各個中會和商部醞釀討論後，終於在1623年於萊登大學的教育體制實現，一所稱為「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的學院出現在大學校園裡。這間學院為台灣教會栽培了極為重要的宣教師，例如牧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尤羅伯（Robertus Junius）和花德烈（Jacobus Vertrecht），後來經過十年的營運之後關閉。但關閉並不表示東印度公司忘記原本的神學院規劃，因為根據建議書規劃，這個為東印度地區服事的神學院最終目標是移轉到當地，訓練當地人接受神學教育。
這個概念對當時才經歷過宗教改革運動沒多久的基督教會來說，算是相當有遠見的建議。然而，將神學院移轉到東印度地區的構想，並沒有具體落實在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所在地巴達維亞（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達），而是出現在台灣的蕭壠神學院，顯見17世紀時期的台灣教會對荷蘭在亞洲宣教的重要性。
台灣設立神學院議題的出現
1630年代中期，尤羅伯牧師在西拉雅族群地區的宣教工作進展神速，各部落如雨後春筍成立的教會卻也突顯神職人員不足的棘手問題。如何培養足夠的傳道人來教育台灣島新增加的基督徒，成為尤羅伯不斷向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改革宗教會陳情的問題，甚至當時的台灣長官漢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也曾寫信向東印度公司請求，然而這些需求卻未受到東印度公司當局或荷蘭教會重視。
直到20年後，在台灣設立神學院的構想才得到討論並實現。此議題首度出現在1657年3月10日，當時大員評議會（Tayouan Council）主席揆一（Frederick Quijet）於寫給東印度總督的一封書信中提出。這個提議不是揆一自己的意見，是同年2月23日韓布魯克牧師（Rev. Anthonius Hambroek）巡視南部教會後，以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名義發表的報告書中所提的意見。揆一如此寫道：
隨函附上小會的書信，他們主要的建議在於設立一間神學院，揀選福爾摩沙島最伶俐和聰明的青年，或是荷蘭人當中少數資質適合進修的士兵。應該完整訓練這些學生的神學及語言科目，以便能夠擔任教師或牧師，服事自己的同胞。
這封書信只粗略提到設立神學院及招募新生的原則，並沒有進一步提到學校設置的地點或人事安排方面的議題，但這已經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步驟。
1621年，東印度公司計畫在萊登大學設立印度神學院時，已經規劃將來在東印度地區設立神學院，正如印度神學院指導者華留士（Antonius Walaeus）提交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設校草案第19、20條所述：
19.由於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準備在東印度地區設立某種類型神學院，公司應當適時告知我們這所學院的性質。我們也期待這兩所神學院能夠互相聯絡，彼此能互相配合，並且當對方意欲改變經營方式或擴張學院時，應以書信通知我們。
20.特別是如果東印度公司發現資質優異、在智識及神學教育上適合進一步訓練的人，應該通知我們；就算只有一位，他在敬虔、恩賜或其他人格特質上有所長，就可以到這裡來。這樣的人對神學院有極大益處，他們可以教授當地的語言，或完整地向這裡的學生解釋當地人的風俗習慣。
華留士的建議書顯示，當初的神學院規劃相當具有前瞻性眼光，當中最重要的是維持亞洲和歐洲學院的連結。在他的規劃下，印度神學院和亞洲的學校在教學上互相配合。
由於印度神學院的目標是以訓練將來在亞洲服事的宣教師為主，必然需要從亞洲直接提供相關資訊，不管是東方的語言、文化或宗教信仰實況，皆是歐洲學生不可或缺的教育內涵。相對的，從亞洲選召到歐洲的亞洲學生，可以在荷蘭的大學中得到完整的神學教育。假如整個計畫順利進行，或許可以從神學擴張到別的領域學科，成為亞洲高等教育的開始。
亞洲設立神學院最初規劃的地點應該是摩鹿加群島的安汶島（Amboyna），因為1610年代東印度公司統治的重心在香料群島，安汶島是整個地區傳教成績較為顯著的地點，當時已經選派數位當地部落領袖的小孩前往荷蘭接受神學教育。這也是後來甘治士、尤羅伯和普特曼斯不斷行文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請求接納福爾摩沙年輕人前往荷蘭受教育的原因。
然而，就歷史的現實來看，這個建設神學院的計畫終究沒有在摩鹿加地區實現，也沒有實現在東印度公司總督和評議會所在地巴達維亞，反倒是實現於福爾摩沙。所以1657年在福爾摩沙設置神學院的提議，應該要放在這個大環境的角度來看，因為儘管印度神學院在創設十年之後關閉，但是荷蘭的教會並沒有忘記督促東印度公司重新考慮設立神學院，訓練有能力在東印度地區傳教的人才。
神學院位址的不同主張
福爾摩沙教會的提議獲得東印度公司當局的首肯，1657年6月11日，東印度公司總督瑪紹可（Joan Maetsuijcker）寫信給揆一和評議會，他在信中如此說：
由於這些部落使用共同的語言，因此應當紮實地建立基督教的信仰，以致於能夠在他們當中培育教師，將來有能力教導自己的同胞。為了基督信仰的傳揚，我們同意在蕭壠社設立學院，在那裡揀選最伶俐聰明的福爾摩沙青年為此目的接受教育，同時教導他們荷蘭文，做為未來翻譯聖經的人才。
從瑪紹可的書信可以看到東印度公司設立神學院的幾點考量。首先是培養本土的原住民神職人員。由於東印度地區的教會長期面臨宣教人員不足的問題，如果能設立神學院訓練福爾摩沙在地的傳道人，神職人員缺乏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再來是聖經翻譯的需求，儘管荷蘭宣教師在倪但理牧師（Rev. Daniel Gravius）服事之時已翻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使徒行傳1章，但這些翻譯比起完整的新舊約全書仍是很遙遠的距離，因此訓練原住民的聖經翻譯人才是相當有遠見的做法。
對於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善意回應，大員小會也在同年10月5日開會討論相關議題。當天會議討論最重要的是關於神學院設立的細節問題。大員小會歡迎總督的決定，但是對於神學院設立地點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也討論了理想的學生人數、受選學生的條件、監督者人選、校規和生活管理等相關細節。
當中關於地點的問題，大員小會建議神學院應當設立於麻豆社比較理想。理由如下：
1.麻豆社左右有兩條河流夾峙，學生不容易逃學。
2.麻豆社安靜，是適合專心讀書的地點。
3.公司在麻豆社當地有石造屋舍，適合做為神學院的校舍，而石屋邊有磚屋可做為監督者的宿舍。
4.神學院的所在地靠近獵場，因此可以供應足夠的肉食。
5.當地的公司職員（意指韓布魯克牧師）已經嫻熟西拉雅語，而且服務於麻豆社，而蕭壠社的牧師芬德魯斯（Vinderus）初到任，尚不了解西拉雅語。
但是小會期待的麻豆神學院討論結果送至大員評議會時，福爾摩沙長官和評議會仍建議將神學院設立在蕭壠社比較適合。10月8日，福爾摩沙評議會認為麻豆社位處偏遠，河流在颱風季節容易氾濫，不易往來。此事是否就此決定，從荷魯特（Jacob Anne Grothe）的《早期荷蘭宣教史檔案集》（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看不出來，從1657年11月24日福爾摩沙評議會決議後，再沒有看到關於這件事情的討論。
興瑟（Willy Abraham Ginsel）在萊登大學的博士論文引用1660年7月16日瑪紹可的書信，說明蕭壠神學院在1658年確定，隔年正式成立。瑪紹可書信中如此敘述：
在恰當的時間後，我們期盼在蕭壠設立的學校得到良好且豐碩的結果。為達此目的，有30位福爾摩沙青年接受神學和完整的荷蘭文訓練。儘管目前看來花費昂貴，我們卻不願意中止，而要盡一切努力讓這個學院運作順利，引導青年達到完善的境地。
從上述史料可以清楚看到，蕭壠神學院從提出建議到完成建設，只花費兩年時間，如果比較萊登大學印度神學院設立的過程，算是極為順利。從書信內容可以知道，神學院設立時有30名神學生入學。
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神學院當時選用什麼教材？教育的課程規劃是什麼？由誰擔任教職？這些問題都是目前史料未見，因而無法解答。然而，值得思考的是，1715年受中國皇帝之命來台測繪地圖的天主教神父馮炳正（De Maila），在廈門等船時聽聞台灣有基督徒存在，後來他找到那些西拉雅族人，聽他們訴說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也就是世界是上帝所造，人類的始祖是亞當及夏娃，他們犯了罪，所以要用水來洗禮云云。
另外，後來至台灣旅行的中國文人官員所著的文獻中，提到一個西拉雅部落特殊的「教冊仔」職稱，他們教導西拉雅人使用羅馬字寫西拉雅語，直到19世紀初期。據我所知，最晚一件《新港文書》是在1818年書寫，所以我相信這些「教冊仔」除了教導羅馬字書寫方法，也擔任基督教信仰傳承者的角色。
從現在的角度來看，17世紀出現的蕭壠神學院雖然早已隨著鄭成功占據台灣而消失，但是其做為台灣第一間神學院的指標性意義實在不容忽視。再來，從延續400年的台灣教會歷史角度來看，在荷蘭人離開之後，神學院學生如何延續西拉雅人基督教信仰的記憶，以及這個記憶如何連結到19世紀英國長老教會在南部的宣教，是個簇新且嚴肅的課題。最後，將蕭壠神學院放在17世紀荷蘭對整個東印度地區的神學院規劃脈絡裡，呈現了信仰從歐洲背景移轉到亞洲文化現實過程中「信仰的詮釋轉化」議題，這是討論本土或脈絡化神學極為重要的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