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
——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
【Dalul專題報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於8月12日台南真善美戲院舉辦《九槍》紀錄片特映與映後座談，除邀請該片導演蔡崇隆分享，也邀請資深警員王惀宇談台灣社會執法人員、特別是警察的處境與面臨的挑戰。
研究警察執法觀念與整體教育多年的王惀宇指出，阮國非因為具越南移工的身分，所以社會較關注延伸而出的外籍移工議題；但從他的角度來看，移工身分不是該事件的重點，因為今天不管是外國人或台灣人，都是有可能遇到此次事件。事實上，今年7月就發生新北市警中和分局警員追緝拒檢賓士車時連開三槍而被起訴；從此看出「警察用槍」一直是需要被討論與重視的議題。
針對「九槍事件」的後續思考，他點出應該是探討警察用槍時宜及比例原則，然機關檢討將此事件定義為個案，而不是整體性、結構性的問題。事件後續的監察院報告中，對於機關回覆表示「提高打靶訓練密度以及強度，讓更多人及格」；但是，「好射手」等於「好警察」嗎？王惀宇認為這是完全不同的觀念，所以並沒有回應實況問題。
他也指出，警察教育落實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就如同對於開槍後「何時撿彈殼」自己也是任職第三年之後、某次演習中經鑑識官提醒，才知道彈殼不能隨便撿，因為要經過現場採證。在《九槍》中，密錄器的畫面也記錄下警員們對於是否與何時撿彈殼十分不確定。
「所以這些我們認為警察要知道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從做中學，透過實務經驗累積，包括碰到緊急情況該如何反應、槍枝所造成的威力、辣椒水的威力、制服一個人所需要的技術以及執法用具的規範等等，都是現場發生之後，才會理解學習。」
王惀宇表示，確實在警察教育體系，不管是警專、警大，都開始重視執法當下的「人權」，但這不代表完全解決問題，因為實務層面及教學落差，往往是許多剛畢業警察要面對的難處。他認為《九槍》亦呈現出結構問題，人民應該要思考如何改善及監督，試著在公權力的介入與應對上，有更合乎邏輯及自由的想法。
問答環節中，有人問及警察執法當下對於人權的看法；他坦言在執法當下，人權並不是第一考量；這關係到目前警界對於「案件」的看法，其實就是績效、數字指向的觀點，為著要向上級單位或是普羅大眾證明有在做事、有在維護治安。所以變成學校有教導人權、但只是簡單帶過的相關檢查事項，這也導致許多侵害人權的個案產生，尤其會聽到要「配合警察」或「只是盤查一下，不會怎麼樣」的說法出現。
但在近期總總個案，讓社會大眾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形成討論，他認為是一個不錯的現象，但是也提醒，假如未來人權真的落實在案件辦理，大家可以接受社會安全可能降低？誠如前大法官李震山在《警察行政法論：自由與秩序之折衝》中提到，「自由」與「秩序」在某些意義上是相對的，滿足了自由，秩序的狀況就會下滑；當今天減少國家公權力介入，如何建立公民權利的意識並讓公民社會撐起秩序？這是現今社會要思考、要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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