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找出一條真實面對過往的道路:友誼年講座

1884年創立的台灣教會公報社,為記念德國教會捐贈大樓落成40週年,特別舉辦友誼年講座,透過類似真人圖書館的模式,認識德國教會與台灣之間的關係。9月16日下午,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副教授劉俊麟談「從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探索民主台灣未來的發展」,盼台灣得到借鏡。

從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探索民主台灣未來的發展

採訪、攝影◎Dalul

 轉型正義的定義 

友誼年講座「從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探索民主台灣未來的發展」一開始,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副教授劉俊麟表示,其實自己也是因緣際會下接觸、了解轉型正義在台灣的演變。而德國堪稱轉型正義成果卓著的國家,其演變的脈絡、認知的形塑、政府的行動、實際的呈現可以帶給台灣許多啟示及學習的面向,進而讓台灣從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出發,在走上轉型正義這條路時,可以有更多元的呈現與可能性。

劉俊麟指出,講座題目用「探索」這樣的字眼,即表示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轉型正義的道路,必須有許許多多人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而後越來越有共識,才能持續向前齊頭邁進。無論如何,認識轉型正義的定義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透過理解其意義與作用,才能在實踐的過程不偏離本意,並在探討中更加準確地傳達與分享出去。」

劉俊麟引用當代政治哲學家柯琳‧墨菲(Colleen Murphy)在2017年著作《轉型正義的概念基礎》(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當中的概念指出,轉型正義是指在努力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人們試著正式處理那些歷經壓迫或者衝突時所犯的錯誤。很重要的一點是,正式處理的觀點與立場是要透過法律訂定或規範,對加害者明確地做出處置;對受害者,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進行平反、補償或賠償;對整個社會,則必須透過各種做法持續消除威權遺緒。

 為何需要轉型正義? 

為何民主國家需要轉型正義?劉俊麟說,轉型正義的作用是使民主制度更加健全,不走過去威權統治的回頭路。研究過去威權統治歷史的脈絡,剖析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關係,認識威權體制下政府的角色與地位,都有助於現今的社會大眾不重蹈覆轍。

然而,劉俊麟坦言,就體制面來看,如果社會大眾無法凝聚共識去推動轉型正義,去釐清過往威權統治產生的危害,甚至對於專制獨裁的人物與社會氛圍還感到懷念,「就會讓民主的進程難以推動,甚至向後倒退。」所以他認為轉型正義不只是政府或單一民間組織該做,整個社會都必須在思想上、認知上一同追求,才有辦法在未來的社會落實。

劉俊麟表示,轉型正義主要涉及的領域是歷史及司法。歷史的層面,主要是理解與探討人們的歷史記憶,以及開放過往檔案紀錄,藉公共參與促使公民社會展開長遠的價值重建工程。司法的層面,則透過專責機構根據法律專業裁決,進行司法平反與處置不當黨產等工作。劉俊麟提醒,進行轉型正義過程中,為了避免二度傷害,甚至造成社會內部難以彌補的裂痕,必須妥善處理過往,建構富有普世價值精神及公共化意義的歷史記憶框架。

柏林圍牆被推倒前幾天,德國民眾站上布蘭登堡門前的圍牆示威。(相片來源/維基百科)

 實踐與反省 

對台灣社會來說,德國轉型正義的歷程有怎麼樣的啟示?劉俊麟表示,首先可在國家層級選擇一位包容多元、理解並同情差異且對轉型正義有明確發展願景的領導人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始。政府公開帶領社會從不同角度面對過往,方能從根深蒂固的層層關係中找出一條真實面對過往的道路。」

再來,對於台灣各地的不義遺址,可以像德國那般進行歷史考究。時間、地點、事件發生經過、加害者做了什麼、受害者最後怎麼了等,釐清事情來龍去脈,而後在遺址呈現。或者,針對不義遺址進行轉型設計,譬如思考中正紀念堂可以做出什麼改變,妥善說明改變的原因與走向,或是將遺址再造,形塑成教育場域。簡言之,直面歷史,「才能讓人真正地面對、理解轉型正義的必要性。」

過程中的不斷反省也很重要。劉俊麟表示,現今社會大眾有許多資源、管道可以學習與了解,但在教育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不要流於過激的國族主義或是形式主義。「如果流於形式,反而失去轉型正義的目的,變成例行公事,這想必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情況。」

1947年,猶太裔義大利作家、大屠殺倖存者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完成他在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並在書中疾呼歷史紀錄的重要。劉俊麟表示,從這本回憶錄可以看見轉型正義的歷史記憶不僅是多元的,更是複雜的,不僅是族群的問題,更是人性的問題。「既然如此,當我們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時,加害者與被害者可否適當讓步,以求和解與共生的目標?這也是需要思考的角度。

劉俊麟指出,綜觀20世紀全球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德國、南非、中歐或東歐皆是透過轉型正義進行民主轉型,台灣的歷程卻有所不同。台灣是先逐漸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完成了民主轉型,然後才進行轉型正義。劉俊麟表示,這是一個迂迴、「慢熟」的過程,也因而錯失不少讓受害者及時得到平反的機會。

劉俊麟坦言,台灣因著政權轉變的特殊歷史因素,沒有先處理過去威權統治的遺緒,而是在建立民主化社會之後,才回頭處理轉型正義的議題,「所以更需要不同的討論,才有辦法找到自己的出路。」在社會共識上及個人公民素養上,該如何思考轉型正義,將是台灣很重要的議題。透過實踐或教育形成共識,轉型正義才能真正呈現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1986年的柏林圍牆,左為東柏林,右為西柏林。(相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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