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創立的台灣教會公報社，為記念德國教會捐贈大樓落成40週年，特別舉辦友誼年講座，透過類似真人圖書館的模式，認識德國教會與台灣之間的關係。9月16日下午，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副教授劉俊麟談「從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探索民主台灣未來的發展」，盼台灣得到借鏡。
口述◎劉俊麟
整理◎Dalul
理解歷史的脈絡與社會的變化，是轉型正義不可少的環節。研究德國的轉型正義，就要了解其進行轉型正義的時間點，以及引發的原因為何。
第一次轉型正義
到目前為止，德國分別進行了兩次轉型正義。第一次轉型正義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方盟軍對納粹德國軍政首腦展開審判，並強制推動德國公部門與企業高層「去納粹化」的工作。
1945年5月8日，當時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後，德國開始進入第一次轉型正義時期。然而，這次轉型正義不是德國人自主發起及推動，而是當時的盟軍強制推行，包括成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以及清除任何涉及納粹意識形態、軍國主義思想的組織、文字與符號。
也因為是外在力量推動，當時德國落實轉型正義的過程遇到許多挑戰。即便第一任西德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發起「拒絕遺忘」運動，敦促全國上下對被屠殺的猶太人負起歷史記憶的責任。但是根據1945至1949年間西德所做的轉型正義滿意度調查，民眾的滿意度從一開始的50％，到最後只剩下17％。
雖然後來轉型正義的主要推動工作，轉交由德國人內部處理，然而各地成立的審判庭面對多達1300萬件的罪案，往往只對罪行輕微的進行判決，卻輕放真正罪行重大的納粹戰犯。此外，從1948年起，美蘇冷戰對峙轉趨明顯，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必須拉攏盟友，所以在德國的轉型正義讓步，過去被排除在公職、企業高層、司法界之外的前納粹統治菁英，因而獲得喘息的機會。
因為政府怠於落實轉型正義，當時的大學生上街抗議，過程中發生衝突，直接影響後來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1968年達到高峰的「六八學運」。
德國社會面對過去的傷痛，記憶過去發生的歷史，前後歷經40年的時間，來自保守與自由陣營的聲音始終不斷，也造成不小的張力。直到1985年，當時德國總統里夏德‧馮‧魏查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於戰後40週年的演講上，正式由政府的角度，呼籲德國人尋找面對歷史的尺度。魏查克的演講提到，在5月8日這一天，德國人要記得曾經有那麼多人受苦受難，更要反省德國歷史走過的路。德國人越誠實面對過往的歷史，德國人的心靈就越自由，所以這一天同時也是解放日。因為德國人從納粹踐踏人性的獨裁政體裡被解放出來，終於有機會迷途知返，重新踏上正途。眾人原本都活在過去錯誤遺留下來的重大後果裡，而且深受羈絆。過去的歷史雖無法改變，但若閉眼不看過去，只會造成對當下現狀的盲目，唯有承認錯誤，才能走出過去，這正是承認錯誤的意義。
這場演講讓5月8日的意思從戰敗日轉換為解放日，對知識界與歷史教育都產生極為深遠的正面影響。
第二次轉型正義
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德國針對前東德共產黨的黨產與政治迫害問題推動第二次轉型正義。此次依然碰到許多挑戰，包括民眾的不理解、受害者族群的思考、落實的困難、監控檔案公布不完全等。但同時也讓整個社會在一步一步實踐中了解並反思歷史，而後給出反饋，國家向民主化持續邁進。
東、西德合併後，為處理東德過去祕密警察的危害，德國成立聯邦祕密警察檔案館，透過開放東德情治檔案推動轉型正義。首任祕密警察檔案館聯邦專員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曾是一位牧師，後來當選德國總統，他這麼說：「只有當我知道實際上曾發生過什麼事情，才能知道我應該原諒什麼。」
這段話充分體現德國轉型正義歷程中，知的權利及滿足此權利的重要性。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模式，即是透過釐清歷史真相，建立有責任感與前瞻性的歷史記憶。一直到現在，德國仍陸續將所謂的不義遺址改建為人權教育場域，並保存重要文物與資料，讓德國人的後代及前來德國參訪的民眾都能認識這些歷史事實。唯有面對歷史，才有辦法在轉型正義的脈絡下形成共識或建立和解的基礎。
記憶反映價值觀
直到如今，德國仍持續反省。2005年，聯合國大會定每年的1月27日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但在德國，此紀念日已不只是記念遭納粹屠殺的猶太人，也包括同樣深受納粹荼毒的辛提與羅姆人（Sinti und Roma）、同性戀者、身心重度殘障者。德國的轉型正義，期盼跳脫猶太人受難史，朝向更多元的方向開展。畢竟，記憶的問題常常是價值選擇的問題，而且記憶與遺忘相伴而行，過度記得猶太族群的受苦，就會在無形之中遺忘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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