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工記者邱萬興台北報導】在推進台灣民主進程至關重要的美麗島事件屆滿44週年前夕，事件當事人之一的總統府資政姚嘉文，於12月7日在台大校友會館發表新書《第一法庭：蔣政權的最後掙扎》。活動由台北市議員簡舒培主持，邀請監察院院長陳菊、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台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吳樹民、李福鐘教授蒞臨致詞；台獨聯盟主席陳南天、台灣基進黨主席王興煥、世界台灣人大會前會長郭重國、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孫子余政憲、前彰化縣長魏明谷、新竹美學生活館館長葉于正等人都出席這場新書發表盛會。
姚嘉文曾兩次進出這間由當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管轄的「第一法庭」；一次是以律師身份為涉及「吳泰安匪諜案」的余登發父子辯護；另一次，就是他自己以高雄事件「叛亂犯」的被告身份。
姚嘉文談到，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決議驅逐「蔣介石的代表」(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台北的蔣氏政權不再被聯合國接受代表「中國」；長期壓制本土人士，自稱代表「中國」的「中國國民黨」台北政府，知道本地人士的「台獨運動」必將加速崛起，各界要求改革的「民主運動」聲音必將全面掩來，情治單位必須努力以各種方法阻止。
特別是1975年、獨裁強人蔣介石去世，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維持「大中國體制」的政府形象更是搖搖欲墜，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計畫抓捕大量政治反對人士。他們相信以後每案人數必比前多，原有偵訊及審判政治犯的場所不足以應需要，因此除了闢建「安康接待室」做為秘密偵訊處所外，又在景美看守所押區附近緊急起造軍事「第一法庭」。這兩個場所後來都被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指定為必須保存的「威權統治時期不義遺址」。
姚嘉文回顧這段歷史時表示，「第一法庭」標誌著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空間場景，是台灣人共同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不僅是傷痛的過往，更是特殊政治體制形成的社會氛圍；在當時政治環境下，「第一法庭」和「軍事法庭」的軍法官們，常常受到威權體制影響而改變許多案件的最終決定。
然從歷史發展來看，蔣氏政權這種保衛政權的最後爭扎能夠有辦法達到目的嗎？姚嘉文分析，受制於民主國際社會的關切，蔣政權不能公開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又不便使用暗殺手段制裁反對者，走不上民主、本土、開放的道路，蔣氏政權因此注定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