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2019年底爆發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佔據這幾年媒體版面，導致對香港「反送中運動」與後續行動關注減退。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特於12月12日晚間的「南方有人」講座中，邀請台權會執委邱毓斌副教授主持、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陳健民主講，以「除了困境如何前行？談香港政治情勢與海外行動」為主題，分析香港的民主抗爭變革、近況與未來。
談香港，不免俗要從政治體制的變動談起；陳健民表示，有些人會問為何香港沒有在1980年代爭取獨立？不過事實上1970年代的中國就沒有將香港列為「殖民地」，因此當時香港人其實沒有這麼多選擇。時值中國改革開放期，香港對中國經濟有重要影響力，試圖以此與中國談判；然對中國而言，「主權」沒有任何談判空間。
最終，香港只能採取「民主回歸」路線；不過後來「普選」相關爭議，顯示過往溫和的社會運動已經無法真正突破香港民主發展的瓶頸，因此「雨傘運動」後的行動逐漸走往更激進、更多元的方向。
陳健民藉由標語、行動、場地等今昔比較，說明香港社會運動的轉變。早期是集體、連結性行動，有統一的領導和嚴謹的組織。而「雨傘運動」為轉型期，當時有佔中三子、學民思潮、學聯等較為各界所知的代表人或團體，但也有商討日、民間公投等活動廣納多元建議與想法。
2014年的「雨傘運動」整體而言還是屬於公民不服從運動，而2016年的「魚蛋革命」則是勇武派的場合。「反送中運動」是「分散」領導、沒有「大台」領導；當中勇武派與和理非派也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援、掩護；為刊登多國廣告呼籲世界關注香港議題，一小時即募得超過百萬美金；抗爭也不僅限於傳統的維多利亞公園，或後來興起的立法會等政治地標，而是遍及民眾生活的社區、街頭、辦公室、商場等，真正是「如水」靈活且深入。
而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也在過程中改變。早期是仍受到愛國主義影響，因此認同除了「香港人」，還有「中國的香港人」；而雨傘運動宣告「民主回歸」終結，「香港人」認同逐漸攀升，在反送中運動後中本土意識更是全面崛起。
反送中運動遭到中國政權與香港政府的全面鎮壓，並於2020年7月施行《港版國安法》。有超過萬名抗爭者被逮捕、多家媒體被迫關閉，且在《港版國安法》上路一年以內，共有55個包含公民團體、學生團體、宗教組織、國際人權組織等性質的團體被迫解散。
香港的出路在何方？陳健民提到，自己常常會思考「東歐」經驗；例如1980年，1000萬名波蘭人透過工會團結、並取得天主教會支持，醞釀改革的能量；1977年，捷克的《七七憲章》與相關行動則是在知識份子社群中發酵。
「維持信念與希望，是現在香港最重要的事情。」陳健民點出，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是有勇氣守護道德底線，並在日常生活也能夠持續抗爭，例如支持「黃色經濟圈」、成為受苦的共同體或串連國際間有影響力人物從事遊說等。他強調，在不道德的社會，與不義政權合作或不合作、認罪或不認罪、留下或離開，都很困難、怎麼選擇似乎都是錯的，但事實上也都是對的，因為錯誤的是不義政權。他相信，信念深埋在人類的良知裡，因為有信念、有良知，縱使組織已死，但運動將持續。
問答時間，有人詢問台灣能為香港做什麼？陳健民說明，台灣與韓國正在進行亞洲國家的民主實驗，因此現階段台灣要做的是「深化民主」；他個人也期待，台灣對香港處境有更多關心、支持，因為香港作為面對中國的最前線，香港局勢是世界民主國家如何因應中國擴張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