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吳濁流著作《無花果》，透過個人經歷與思想呈現日治時期及終戰初期的台灣人處境，最早於《台灣藝文》雜誌連載，並於1970年10月由林白出版社出版單行本，隔年便因最後一章陳述二二八事件而遭列為禁書；鄰近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之際，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於2月20日下午舉辦「史博講堂」，邀請曾從事出版行銷、著有《解嚴之前的禁書》與《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等書的作家廖為民，解說《無花果》大事紀，也分享自己接觸禁書、黨外雜誌的故事，以及在出版業時與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周旋的過程。
廖為民指出，《無花果》於1968年4月至10月期間分別於《台灣藝文》雜誌第19、20、21期連載，後由林白出版社集結成冊、1970年10月出版，卻因記錄二二八事件遭人舉報；隔年2月，林白出版社發行人林佛兒遭約談；3月，警總以《無花果》最後一篇完全記述二二八事件經過，且「查目前台獨即依此作為宣傳並訂此日為國殤紀念日，此種文字流傳於社會甚易產挑撥副作用」為由提報查禁；4月，參謀總長賴名湯核准查禁，同月警總正式查禁。
廖為民表示，小時候自家也開書店，曾親眼目睹警察來收禁書的過程；廖為民開始看黨外雜誌是從自家書店的《台灣政論》開始，對台灣歷史、政治和社會的認識很多是靠閱讀而來。秉持文化保存的心，他於1975年就開始留存禁書和黨外雜誌；於1980年擔任「台中書報社」業務經理前後共4年，與中台灣書店與書報攤合作販賣黨外雜誌。
廖為民回憶，當年李登輝透過讀黨外雜誌以了解民情，定期派人收取各類黨外雜誌；如果警總查禁太嚴，廖為民就會壓下雜誌、不公開販售，讓負責人無法籌得應取數量，算是出版商向當局的暗示與抗議；廖為民還隨身攜帶法規小抄，進出警總時用來辯論。這些周旋過程勞心勞力，讓他感嘆：「文明的人被不文明的人統治。」有聽眾詢問，在風聲鶴唳的時代與警總交鋒，為何廖為民沒有因此惹禍上身？廖為民認為原因可能是自己僅是書商，不是創作者也不是編輯者，且與警總互知底線：書商肩負經營壓力，而警總要求查禁業績，雖然有點屬於「共犯結構」，但交涉過程彼此都沒有越過「紅線」，因此可以守住自己的安全。
最後的交流時間裡，廖為民與眾人聊出版趣事，及個人寫作和如何整理各類禁書、黨外雜誌目錄等習慣；眾人也討論二二八事件，廖為民認為文化差異是衝突爆發原因之一，現場有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族也提出看法，點出經濟困難、物資缺乏、差別待遇和軍隊統治也是可能是起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