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子喬（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如果說228事件發生時，台灣社會陷入黑暗深淵，那描寫時代悲劇的文學，便成為引導台灣人走出陰影的一盞燈。
恐怖陰影下的台灣文壇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來台接收的要員，大多把台灣視為中國對日抗戰的戰勝品，於是在接收之際上下其手，大發戰後財，造成物價波動，通貨膨脹，台幣貶值；台灣人的心情從歡天喜地跌落成呼天搶地的絕境。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血案演變成抗暴事件，致使成千上萬的台灣各地精英慘遭殺戮，其中有許多作家不幸遇害或下落不明，也有些逃亡各地，潛入地下抗暴。
1947年228事件之後，1949年5月19日陳誠宣佈台灣全面實施戒嚴令，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作家文人因提出諍言而遇害或下獄的，可說無法勝數，尤其爆發眾多的政治案件，數千人遭處決，數萬人遭監禁，這就是一般所稱的「白色恐怖」，如《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所指，台灣有如一座監獄島。
1947年台灣爆發了「228事變」，台灣的知識分子慘遭國民黨政權濫捕殺害，而其中部分作家更是難逃槍決、判刑、流亡的命運。
在北部方面：林茂生時任台大文學院長，事件發生時，林茂生住在台北林宗義住處避風頭，3月10日因故返鄉即遭逮捕而失蹤；《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燈亦被捕遇害；另有朱點人、呂赫若、周青因參加地下黨，後來朱點人被捕後遭槍決，呂赫若逃避鹿窟而遭毒蛇咬死，周青亡命赴中國。詩人王白淵被捕時，在游彌堅力保出獄；另外，時任《台灣文化》主編的蘇新、詩人雷石榆，分別經由香港後轉進中國。
在中部地區：楊逵、葉陶夫婦於4月間同時被捕，8月釋放；台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台中地區「228件處理委員會」主席莊垂勝，同時都遭「池魚之殃」，被12師拘押，後雖都僥倖獲得自由，但卻喪失公職；張文環時任台中縣第1屆縣參議員，也被迫逃進山裡避難；時任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的張深切，遭台中市長黃克應密告為共黨首腦而遭通緝，因此逃回南投中寮山中躲藏，至7月才洗清冤情，撤銷通緝。
於南部地區：3月10日，《台灣新生報》記者也是詩人的楊熾昌（水蔭萍）被捕，罪名被誣為「利用電信局對外聯絡，替匪徒蒐集情報，擅自發行號外，作匪徒喉舌」，判刑2年，但半年後被釋放；1933年與楊熾昌同為「風車詩社」同仁的張良典，228發生時擔任車路墘糖廠的廠醫，並兼糖廠處理委員會委員，3月18日被捕，後判5年徒刑，在獄中9個多月時因盲腸炎保外就醫，自新後改判無罪。任職台南縣政府的葉都奉命於3月9日成立處理委員會，次日即變成非法組織，因此兄弟同時遭捕，弟弟葉振佃後來無罪釋放，到9月時死亡，葉都則被判7年；吳新榮因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主任委員被通緝，3月23日避難鄉間，後來自首，被拘留東本願寺，直至7月1日才獲釋。
 
文學是撫慰人心的鎮魂曲
當詩人作家流亡時有人開始寫詩或小說，有人歷經一段時間歲月之後，或是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才開始撰寫有關228文學作品。由此可見，228成為台灣人共同的記億。228文學作品，成為撫慰人心的鎮魂曲。
從這些作品中，可觀測到作家遭約談，或亡命，或被逮捕、判刑、下獄、槍決的情節；透過這些歷史文獻，讓我們更能體會手無寸鐵的人民遇害經過及反抗到底的情操。他們不分省籍，堅持理想的反抗精神，已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228事件受難者，大多數為台灣知識分子，解嚴之後，許多政治受難者或作家，才敢寫出他們當年被捕的經過，有的以回憶錄（鍾逸人《辛酸六十年》）、有的以小說（如葉石濤《紅鞋子》、陳映真《鈴鐺花》、《山路》、邱家洪《台灣大風雲》、林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新詩（柯旗化《母親的悲願》、李敏勇編《二二八詩集》）的文學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時代見證；同時還有更多的作家遺作、手稿、文物、史料等待我們去挖掘發現，去重建歷史的原貌，才能夠還給他們一個歷史公道。
歷史罪惡雖然可原諒，但真相卻不可忘記。
228相關文學作品，是歷史重建的第一步。如果要重新賦予歷史意義，走出戰後台灣精神苦悶的原鄉，需要更多的作家參與，更多的田野調查，以及歷史學者的文獻解讀，文學研究者的作品解說，才能夠讓我們來共同省思過去的錯誤，建構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