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黑暗深淵的一線光

&nbsp◎羊子喬(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如果說228事件發生時,台灣社會陷入黑暗深淵,那描寫時代悲劇的文學,便成為引導台灣人走出陰影的一盞燈。

恐怖陰影下的台灣文壇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來台接收的要員,大多把台灣視為中國對日抗戰的戰勝品,於是在接收之際上下其手,大發戰後財,造成物價波動,通貨膨脹,台幣貶值;台灣人的心情從歡天喜地跌落成呼天搶地的絕境。1947年2月27日的緝菸血案演變成抗暴事件,致使成千上萬的台灣各地精英慘遭殺戮,其中有許多作家不幸遇害或下落不明,也有些逃亡各地,潛入地下抗暴。

1947年228事件之後,1949年5月19日陳誠宣佈台灣全面實施戒嚴令,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作家文人因提出諍言而遇害或下獄的,可說無法勝數,尤其爆發眾多的政治案件,數千人遭處決,數萬人遭監禁,這就是一般所稱的「白色恐怖」,如《新英文法》作者柯旗化所指,台灣有如一座監獄島。

1947年台灣爆發了「228事變」,台灣的知識分子慘遭國民黨政權濫捕殺害,而其中部分作家更是難逃槍決、判刑、流亡的命運。

在北部方面:林茂生時任台大文學院長,事件發生時,林茂生住在台北林宗義住處避風頭,3月10日因故返鄉即遭逮捕而失蹤;《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燈亦被捕遇害;另有朱點人、呂赫若、周青因參加地下黨,後來朱點人被捕後遭槍決,呂赫若逃避鹿窟而遭毒蛇咬死,周青亡命赴中國。詩人王白淵被捕時,在游彌堅力保出獄;另外,時任《台灣文化》主編的蘇新、詩人雷石榆,分別經由香港後轉進中國。

在中部地區:楊逵、葉陶夫婦於4月間同時被捕,8月釋放;台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台中地區「228件處理委員會」主席莊垂勝,同時都遭「池魚之殃」,被12師拘押,後雖都僥倖獲得自由,但卻喪失公職;張文環時任台中縣第1屆縣參議員,也被迫逃進山裡避難;時任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的張深切,遭台中市長黃克應密告為共黨首腦而遭通緝,因此逃回南投中寮山中躲藏,至7月才洗清冤情,撤銷通緝。

於南部地區:3月10日,《台灣新生報》記者也是詩人的楊熾昌(水蔭萍)被捕,罪名被誣為「利用電信局對外聯絡,替匪徒蒐集情報,擅自發行號外,作匪徒喉舌」,判刑2年,但半年後被釋放;1933年與楊熾昌同為「風車詩社」同仁的張良典,228發生時擔任車路墘糖廠的廠醫,並兼糖廠處理委員會委員,3月18日被捕,後判5年徒刑,在獄中9個多月時因盲腸炎保外就醫,自新後改判無罪。任職台南縣政府的葉都奉命於3月9日成立處理委員會,次日即變成非法組織,因此兄弟同時遭捕,弟弟葉振佃後來無罪釋放,到9月時死亡,葉都則被判7年;吳新榮因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主任委員被通緝,3月23日避難鄉間,後來自首,被拘留東本願寺,直至7月1日才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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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撫慰人心的鎮魂曲

當詩人作家流亡時有人開始寫詩或小說,有人歷經一段時間歲月之後,或是在1987年台灣解嚴之後,才開始撰寫有關228文學作品。由此可見,228成為台灣人共同的記億。228文學作品,成為撫慰人心的鎮魂曲。

從這些作品中,可觀測到作家遭約談,或亡命,或被逮捕、判刑、下獄、槍決的情節;透過這些歷史文獻,讓我們更能體會手無寸鐵的人民遇害經過及反抗到底的情操。他們不分省籍,堅持理想的反抗精神,已成為台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228事件受難者,大多數為台灣知識分子,解嚴之後,許多政治受難者或作家,才敢寫出他們當年被捕的經過,有的以回憶錄(鍾逸人《辛酸六十年》)、有的以小說(如葉石濤《紅鞋子》、陳映真《鈴鐺花》、《山路》、邱家洪《台灣大風雲》、林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新詩(柯旗化《母親的悲願》、李敏勇編《二二八詩集》)的文學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時代見證;同時還有更多的作家遺作、手稿、文物、史料等待我們去挖掘發現,去重建歷史的原貌,才能夠還給他們一個歷史公道。

歷史罪惡雖然可原諒,但真相卻不可忘記。

228相關文學作品,是歷史重建的第一步。如果要重新賦予歷史意義,走出戰後台灣精神苦悶的原鄉,需要更多的作家參與,更多的田野調查,以及歷史學者的文獻解讀,文學研究者的作品解說,才能夠讓我們來共同省思過去的錯誤,建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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