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專題報導】「半島一瞬：聽見牡丹的聲音」展覽，於6月24日至8月9日在屏東演藝廳展出，突破過往以中國和日本主流史觀詮釋，透過人物訪談、文史踏查、共同創作等方式，呈現台灣原住民族視角的「牡丹社事件」。配合展覽，主辦單位亦有推出多場講座，其中有3位原住民族講師，分別是卑南族作家巴代、排灣族學者Lianes Punanang（高加馨）和教會長老古英勇。
█ 牡丹社事件的地緣政治與小說
作家巴代的歷史小說《暗礁》和《浪濤》，分別以八瑤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為背景創作。在6月25日下午的講座中，他從地緣政治角度解析這兩個事件裡的各方勢力，並介紹自己作品的書寫巧思。
日本稱牡丹社事件為「台灣出兵」或「征台之役」，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首次對外出兵；事實上，過去也多有船難和掠殺事件，卻未曾引起日本出兵，但1867年的明治維新，使得日本武士失去地位與權力，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勢力，而派現代化軍隊到台灣發起戰役，成為日本試驗軍力和安撫武士的契機。
牡丹社事件後續不僅影響清國和日本的外交關係；對清國而言，過去漢人勢力最南到枋寮，主要在車城、保力地區活動，但在牡丹社事件後，清國開始建設恆春城，一路往原住民族領域開發，並爆發諸如獅頭社之役、大港口事件、加禮宛事件等衝突。
於恆春半島活動瑯嶠下十八社本身也有其勢力的分化。北部聯盟為「牡丹社群」，而八瑤灣事件與牡丹社事件發生地點和涉及部落來自「牡丹群」；南部聯盟是「豬勞束社群」，與之相關的是羅妹號事件；卓杞篤是南方聯盟代表、負責談判和簽約，但其號令能否管理、且盟約能否約束北部的「牡丹群」？巴代認為這點值得思考。
接著巴代介紹小說的寫作安排，談到如何考察並藉由真實、虛構人物來串連劇情；最後他總結這兩件歷史事件帶給他的省思：國家有實力才能有談判籌碼，否則只能成為強權利益的棋子，招之而來、揮之即去。
【書介】《暗礁》
作者：巴代
出版社：印刻文學
出版日期：2015年12月
簡介：《暗礁》講述1871年、進貢琉球國王的宮古島人，返程遇風雨、漂流至南台灣東岸。登陸後受高士佛人接待，卻又因語言不通引起誤會、殺戮，史稱「八瑤灣事件」；小說以宮古島人與高士佛社人兩條敘事線，且透過以真實人物為參考而創造小說角色，例如宮古島人野原茶武、高士佛人阿帝朋等，讀者能看見並推想過去不同文化的對遇情景。
【書介】《浪濤》
作者：巴代
出版社：印刻文學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簡介：《浪濤》描述1874年、日本以八瑤灣事件藉口出兵台灣，牡丹社群族人在石門峽谷抵禦日軍等「牡丹社事件」過程；就如同《暗礁》分線敘事，《浪濤》從不同勢力的角度切入，談到在明治維新以後失去地位與權力的日本武士欲透過戰爭挽尊，也提到瑯嶠下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去世，部落聯盟面臨內部矛盾和重組爭鬥；讀者又再次看見不同文化的的對遇景況。
█ 原民觀點下的牡丹社事件
「若不是族人的奮勇，今天沒有機會和大家分享這些事情。」早期就開始研究牡丹社事件的牡丹國小主任Lianes Punanang（高加馨），在7月9日下午的講座中坦言，其實小時候也受到主流教育和史觀影響，排斥談論牡丹社事件，認為自己的祖先殘忍、野蠻，且對石門古戰場有著恐怖、禁忌的印象。
所幸在大學就讀歷史系時，因著老師建議和鼓勵，開始田野調查和人物採訪，以牡丹社事件為主題完成學士論文。她發現，雖然這是當地大事，但很多族人沒有辦法鉅細靡遺地回憶並陳述，而是要依靠文獻和學術研究來補充；是對著慘烈犧牲的禁忌造成噤聲、還是歷史早被選擇遺忘？Lianes Punanang認為，參與牡丹社事件的族人，後續也經歷日治初期對原住民高壓、武力鎮壓的統治，或許這也是造成族人長期不敢發言的原因，就像二二八事件，因此很可能事件細節隨著時間被淡忘。
Lianes Punanang點出，「牡丹」社群名稱的由來，其實與「葛藤」有關，而非野牡丹，可見有時族群故事會與主流想像不同。在過去，部落是國家的雛型，而「部落主人」意指對按照自己的意識，對自己社群的管理和認識；而牡丹社事件，其實正是族人展現「部落主人」的意志與行動。
1871年，琉球宮古島的進貢船在八瑤灣海岸擱淺；過去常常稱之為漁船，但事實上是進貢船。因著飢餓，宮古島人採食高士佛人作物，並誤入其領地；高士佛頭目遵守盟約，提供食物和過夜之處給琉球人。66位琉球人，進入約200人左右、包含老弱婦孺的高士佛社，確實會引起緊張；加上語言和文化不通的疑慮，宮古島人連夜離開。此舉令高士佛人警戒，一路追趕，雙方在雙溪口爆發衝突，引發高士佛人出草。
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在5月22日，日本軍隊和牧丹社群的戰士們在Macacukes（石門峽谷）開戰，牡丹社頭目Aruqu（阿祿古）父子戰死，被稱為「石門之役」。6月1日，日軍分從楓港、石門、竹社三路攻擊牡丹社和高士佛社，2日後攻進部落；此時族人已躲入山林，日軍便焚燒部落，並帶走女乃社的12歲少女「阿台」，強迫她學習日本教育又送回部落，作為日本戰績的宣傳。
因著日本軍隊不適應台灣氣候和瘧疾而多有損失，於是來自豬勞束社的大頭目潘文傑和其他部落人士找牡丹社、高士佛社等族人聚集，與日本談判、雙方議和。Lianes Punanang強調，不是牡丹社群投降和歸順，也不是主流文獻中所謂的原住民「卑躬屈膝」，雙方是平等關係。
Lianes Punanang點出過往教科書在講述這段歷史事件的缺失，包含沒有提到高士佛人如何接待宮古島人，也沒有探討部落失去頭目和家園的傷痛及賠償，且值得注意的是，牡丹社事件被視為台灣現代化的轉淚點，但對族人來說傳統文化被破壞、消失的開始。
對於這段歷史，牡丹鄉與宮古島有系列「理解、化解、和解」行動，包含2004年舉辦研討會、2005年交流會和2008年設立紀念石碑；另也有小說家和研究者開始調查、呈現歷史，且文化部也有再造歷史現場計畫。Lianes Punanang認為，國家與社會開始重視有助於開啟更多視角，這是值得高興的，但也要思考原住民族從「無聲」到「發聲」，被尊重的有多少？族人對文史的認知又如何？就她自己而言，調查、書寫和敘說這段歷史，其實是一段走出汙名的自我療癒。
最後提出一個問題邀請與會者們共思：若當初牡丹社群沒有抵抗日本軍隊，台灣歷史如今又會是何種樣貌？
█ 事件過後的餘波盪漾－牡丹社事件始末以及對部落的影響
「牡丹社事件不只是國際事件，也是台灣事件，需要有台灣人的聲音。」Payuan（排灣）中會Sikimung（石門）教會長老古英勇在7月9日的講座開場，首先強調文化分享、傳承的重要性，也鼓勵與會者們將自己聽到的故事記錄下來、傳遞出去。
古英勇補充一些自己所聽聞、關於八瑤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的細節：當宮古島人遇到海難，高士佛人並沒有第一時間去到船難現場，而是等待三天；原因是歷史上有多次擱淺事件發生，族人對這些不同於自己的面孔有所警覺、不會貿然行動；而最先接近宮古島人的是漢人；他們會與船難者交易物品，過程中也提醒他們要留心「大耳族」，也就是排灣族人。
在第三天傍晚，高士佛頭目帶著年輕人接近宮古島人，可惜用雙方語言不同，這種時候接近、開口、一舉一動，難免造成緊張感。古英勇現場演繹，請與會聽眾們想像自己是宮古島人，而他扮演高士佛人，用族語表示可以讓宮古島人到部落休息一晚，在日出時送他們到漢人居住地；但沒有漢人聽眾能明白，「相信宮古島人也是如此。」古英勇認為，那個時候的宮古島人心裡迴盪的就只有漢人的警告：小心大耳族。
等族人們帶著宮古島人回到部落，稍稍修整後宮古島人還是選擇離開；高士佛人發現宮古島人離開，於是要負責傳令、腳程快速的年輕人去通知鄰近部落，又順著腳印追人、追到宮古島人。就古英勇看來，高士佛人對於宮古島人不告而別的警戒是可以理解的，「那種心情這就像現代遇到偷渡客一樣。」至於是否是有族人擅自拿取宮古島人的東西、引起他們驚慌呢？古英勇並不清楚這點，他自己所聽到並知道的是排灣族人會趁夜抓捕河邊的夜行生物，或許有些年輕的高士佛人和宮古島人彼此互動，但講述故事的老人家沒有特別提到搶奪。
八瑤灣事件中，有54名宮古島人被出草、就地掩埋，而日本人在牡丹社事件後有建立「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另牡丹社事件中，日軍駐營在龜山，也立有「龜山安營紀念碑」；日軍離開台灣前也建立「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古英勇指出，這些紀念碑是歷史的警惕，告訴後人們這裡曾發生什麼，如果沒有妥善保存而是完全移除，集體的歷史記憶恐怕會變成一張沒有依憑的白紙。
為何族人們噤聲、不敢談論牡丹社事件？古英勇直言，因為過去沒有人會相信族人，只會覺得他們殺害宮古島人就是錯誤的一方，沒有藉口、沒有道理；但透過文化和歷史研究，現代人開始能夠暸解當時族人選擇的考量。族群被誤解、部落被燒毀，這些創傷經歷也讓長輩們罹患身心疾病，甚至當初被擄走、日化的少女「阿台」最終跳崖。古英勇相信這些也是台灣轉型正義應該關心的問題。
古英勇樂見部落覺醒，有越來越多人願意站出來談這段歷史，並號召年輕人們出來聽故事，接著擔任解說員，帶領來訪恆春半島的民眾們走訪歷史場域。「不是只有部落自己就好，公部門也要有這樣願意傾聽的耳朵，能夠協助文化和歷史的復振。」最後古英勇邀請眾人到部落裡走走，「文化工作很孤單、吃力不討好，但總要有人去做。」
█ 與八瑤灣事件、牡丹社事件相關報導連結
封面圖片提供｜南國青鳥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