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王昭文 一位10歲的小女孩，怎麼會成了政治犯？這是中國安徽不久前發生的事。2013年2月27日，張安妮小朋友在合肥一所學校上課，4個身分不明的人到學校裡把她帶走，被單獨囚禁在一輛麵包車中20多小時。帶走小女孩的是「國保」（中國的祕密警察，專門監控異議人士），他們也逮捕張安妮的父親張林。小女孩是用來威脅張林這位著名的異議人士。國保後來把父女2人送回原籍地蚌埠，小女孩失去上學的權利。 中國對待異議人士的惡行時有所聞，但迫害及於兒童，還是相當少見。張林說：「張安妮是目前紀錄中中國最小的良心犯，也是21世紀後，全球受迫害的最小良心犯。」此事一經披露，維權人士紛紛跳出來聲援，呼籲讓小女孩回到學校上課。 張林自1980年代以來，因為發表文章傳播自由民主理念、參加民主運動，而被多次判刑、勞改。最早披露「年紀最小政治犯」的《德國之聲》專訪張林，他說：「我們的要求本來是很簡單的要求，只是要求一點點權利、一點點正義，沒有想到遭到打壓，安妮受到了強烈的刺激。」他坦言自己備感艱辛，無意讓親人捲入。他可以忍受牢獄之災，但女兒是心中無法觸碰的底線：「這個世界我最愛的是女兒，我不願意他們受到傷害，如果出現這種傷害，我當然要為他們討回公道，我不能忍氣吞聲，也不能受此脅迫。」 我們從這個事件看到中國政府的暴虐，也看到中國民間社會反抗力量的前仆後繼。近年中國的情況和台灣1980年代頗近似，各種社會議題伴隨著經濟成長而來：環境污染、土地徵收、食品安全、醫療人權、不公平的戶口制度……，引發一次又一次大小規模不一的抗爭。中國政府花非常多資源「維穩」，鎮壓社會抗爭，更不容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這黎明前的黑暗還要多久？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中國社會內渴求自由的民意確實存在，且不斷在擴散。 台灣社會並不大關心中國維權運動，中華民國政府從反共轉為媚共之後，絕大多數藍營人士不再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有不少人爭著與中國政府同聲譴責異議人士。綠營則對中國事務較不了解，簡單視為台灣的威脅。但情況已經有所改變，這次張安妮事件來看，台灣網友加入聲援的不少，也有幾位民進黨人士出面。 關心民主政治的學者們組成的「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近日提出〈自由人宣言〉，力促台灣和中國的政府落實《人權憲章》。宣言中指出：「台灣與中國需要創造真正的和平條件，和平條件不能僅僅依靠政府間協議，或大企業財團以營利為中心的合作模式。和平條件的創造，需要台灣與中國公民社會真誠的合作。兩岸各自的公民社會，必須致力於督促其政府落實以人權為基礎、讓人民有安全感和可信賴的政治秩序。」 站在人權的立場上，我們應該聲援被中國政府迫害的民主運動人士。站在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和中國社會的進步力量合作，才能反制國共聯手制台的局面。站在信仰的立場上，更不能不關懷受苦的鄰居。 有興趣進一步了解這個議題的朋友，推薦閱讀135期《新使者》（2013年4月號），主題正好是討論如何面對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前陣子文化部屬下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發起「台灣設計蔣——文創商品設計競賽」，打算以蔣介石、宋美齡為主題，「透過文創商品之開發，提升全民夫妻恩愛、家庭和樂，以達社會教育之功能」。這個活動立刻引來輿論抗議、民進黨立法委員的質疑，蔣介石作為一個獨裁統治者，殺人總數名列近代世界獨裁者第4名，緊接在史達林、毛澤東、希特勒之後，以暴虐手段讓多少家庭家破人亡！更有歷史學者撰文說明蔣介石的婚姻家庭狀況，在和宋美齡結婚之前至少已有3位妻妾，這樣的人物，有什麼資格作為提倡家庭價值的典範？ 「台灣設計蔣」在眾多抗議聲中宣布暫停，但已有不少創意作品在網路上流傳。例如「蔣介石伉儷藍白拖」，在最台灣味的藍白拖鞋上印上兩人圖像，鞋跟上拖一串骷髏頭裝飾，以拖鞋來表現「恩愛伉儷形影不離」，同時又表達出「不要忘記被害者的家破人亡」，諷刺性十足。另一方面，仍有人不覺得推崇蔣宋夫妻情有何不對，責怪文化部長立場不堅定。在台灣仍然叫做中華民國、國民黨仍然執政的此時，對蔣介石的功過評斷當然是各說各話，不過至少已經比以往的一言堂好很多了，特別是民間力量很自然地解構了這個官方活動，用Kuso（搞笑）的力量將它荒謬化，已經讓蔣的神格地位消失，某種程度比政府的作為更有力量。但我們還是期待早日讓蔣介石和台灣形象脫鉤，中正紀念堂、中正路、蔣介石銅像早日從台灣的公共空間消失。這是台灣轉型正義很重要的一環。 蔣介石夫婦是基督徒，而且因為這樣的身分，得到冷戰年代美國社會的好感，鞏固了來自美國的支援。在那高壓統治的年代，台灣基督徒對蔣氏夫婦的認識也大多建立在官方宣傳下，並不知道其惡行。所有教會被動或主動地支持這樣一個宣稱反共、實為反民主自由的政權，有的甚至得到特權，更習慣於歌頌這對夫婦、將之視為基督徒典範。今日回顧這段歷史，台灣教會是否懂得慚愧？懂得認罪？還是要因為蔣氏夫婦的基督徒招牌，而繼續為他們粉飾辯護？ 這不只是檢討過去時需要思考，當前和未來也一樣。教會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標準評斷執政者？特別是執政者也是主內弟兄或姊妹時？能因為「基督徒招牌」、或是政治理念相近，就無條件支持某些政治人物嗎？還是應該仔細檢視掌權者的動機、作為，發現其已經偏離信仰正路時，提出諫言？ 撒母耳記下12章，先知拿單做了很好的示範。繼撒母耳為先知的拿單是大衛王有力的支持者，但是當大衛搶人妻子、害死烏利亞時，拿單勇敢站在大衛面前，提醒他做錯了。這正是教會應該做的事。 台灣的教會一直都和當政者關係不錯（從中央到地方），每個時代都有和政府高層溝通的管道。有這樣的管道很好，但不應該只用來利用政權保護教會，而是應該多以智慧的言語與行動勸戒、引導掌權者走正路。 （討論參與者：楊順從、林文哲、王貞文、蔡政道、黃以勒、王昭文、謝克岳）

◎洪仲志   按照慣例，世界傳道會東亞區會（CWM EAR）於2013年1月23～26日在台灣舉辦區會會議。不同的是，在CWM進行區域整合計畫設立區會辦公室後，這是第一次的區會會議。而過去的執委會，也正式更名為區域宣教委員會（Regional Mission Council, RMC）。 在新的組織架構中，RMC被賦予決定區會宣教事工與重大事項的權責。雖然這與過去CWM EAR執行宣教事工的模式類似，但經由CWM總會年會所設立的RMC，更具有夥伴宣教的實質意涵。也就是說，區會事工方向不再是區會同工憑空想像，或憑有限經驗所計畫，而是透過區會所有會員教會經驗分享與合作的產出。此外，RMC的設立讓會員教會能更直接參與區會事工的策劃與執行，同時讓區會宣教事工與區會同工能更直接獲得會員教會的支持。RMC的另一個責任，是執行每4年1次的區域年會（Regional Assembly）。區域年會被視為CWM組織再造後的一項重要變革，為的是能協助會員教會的聲音更清楚具體表達，以作為CWM宣教方針與神學反思的重要資料。同時希望，區域年會的機制可以使CWM的宣教脫離長久以來以上對下、由西方對東方的殖民式宣教模式。 今年CWM EAR的RMC與往常多了更多議題，除了確認委員會的組成與例行工作、權責外，會議中也訂定了CWM EAR未來4年（2013～2016）的宣教方向（mission priorities）：福傳與宣教（Mission and Evangelism）；神學養成（Theological Formation）；青年與兒童宣教（Youth and Children）；公義、和平與生命（Justice, Peace and Life）；培育與賦權（Capacity Building）；宣教經驗分享與擴展（Experience Enlargement）。其中，兒童宣教事工、家庭宣教及培育與賦權中的女性領袖培育等，可以視為是此次RMC帶給CWM EAR的新方向。而宣教經驗的分享與擴展，則是委員們在知曉其他教會宣教異象與努力後，期待能在未來４年藉由分享進而在宣教事工的反思、策畫與執行上，能有更多的互助與學習。 CWM EAR在CWM的6個區會中，一直被視為最穩定發展，且會員教會關係較佳的一個。自2000年CWM改組後，區域賦權基金（Regional Empowerment Fund）一直是CWM...

  自古以來，宣傳一個好消息，就是運用各種方法分享給更多人知道，今日以科技作為幫手，從個別的人際傳播，進一步利用大眾傳播工具，將聲音、文字或影像等訊息，散播得更快、更廣。隨著時代進步，大眾傳播也從原本單向、未分眾的傳遞，逐漸演變成為雙向互動、分眾訴求的模式。 長老教會的宣教也是如此，自1885年巴克禮牧師發行《台灣教會公報》開始，不只利用文字感動人信主，更負起教育之責，餵養基督徒在靈性成長上的需要，提供成熟的信仰價值觀作為準則，這也是長老教會在台灣教育史上值得留下一筆的紀錄。 媒體宣傳手法日趨細膩，然而，在講求效果，以量化數據作為評估成績的標準中，大眾傳播工具逐漸以討好、刺激閱聽者感官的方式走向羶色腥；近來更有置入性行銷、壟斷以及刻意誤導讀者、案件未審先判等，使得大眾傳播工具作為訊息傳遞的手段，蒙上一層陰影。 相較於坊間媒體以花招百出的手段競逐閱報率、收聽率、收視率，教會媒體顯得克制許多。事實上，長老教會在1992年曾發起「退報救台灣」運動，面對當時《聯合報》超出分際的行為予以譴責，呼籲民眾拒看、退訂，業者停登廣告。這代表長老教會一向有著明辨的傳統，對於各種資訊的散播有更謹慎的態度。 大眾傳播工具只是一種手段，重要的是這個工具承載、傳播什麼樣的內容？在教會的範疇內，提供的信息，比起工具本身更值得被重視；嘩眾取寵或許能得到一時注意，但若內容無法站在信仰角度為社會提出方向、成為受苦弱勢者的需要、失去了信仰的愛心，則與坊間媒體無異，成為商業機構，而非宣教單位了。 長老教會的大眾傳播工具也是如此，需要一再提醒自己，也許有時因不夠精采、不願跟風而暫時失去關注的眼光，甚至被質疑存在的必要；但做正確的事是寂寞的，唯有回頭來看，才知道堅持的價值、祂美好的計畫。 每年4月第3個主日為長老教會總會所訂的「大眾傳播中心奉獻主日」，邀請教會兄姊一起為此關心、代禱與奉獻。

◎高有智 金融海嘯重創全球後，人們發現物質的「消費擁有」只是一時，「合作互助」「交換共享」的溫暖滿足，才是幸福有感的關鍵。最近，我在《天下雜誌》策劃「幸福微經濟」專題，走訪台灣諸多鄉鎮，發現這股力量從社區經濟、合作產業、微型貸款、農民市集、社區協力農場到社會企業，已經遍布全台。 「幸福微經濟」的規模不大，不求營利賺錢，藉著原有的社區網絡，共同追求生活幸福。它們有的在偏遠鄉鎮，也有在都市角落，雖然收入微薄，卻足以支撐度日，不必離家背井，流離失所，方能養家餬口，希望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失靈，貧富差距愈拉愈大的同時，也幫助弱勢地區度過危機，展現台灣的創意與活力。 以埔里的菩提長青村為例，在921地震的隔年（2000年）設立，當初為了收留災後無家可歸的老人，在台糖的土地上蓋了一批組合屋。13年過去了，長青村一度照顧80幾個老人，如今凋零或搬遷後，剩下27位，透過互助照顧，開闢自給財源，包括夜市擺攤、接辦外燴團餐、賣咖啡等，加上來自民間的小額捐款，不僅可以免費安養，還能支應5位工作人員的薪資，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打造微型的社區照顧產業。 長青村提倡「開源節流、老有所用、夠用就好」的觀念，希望打造一個溫暖的大家庭，而不是冷冰冰的安養院。老人家自力種菜養雞，為長青村盡一份心力，米則是善心人士捐贈，不僅三餐省了食材費用，也可拿來辦餐，增加長青村的收入。 長青村發揮人性的互助，這是愛的累積，凝聚社會資源，非用金錢所堆沏，也打破了「凡事都要靠錢」的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就像村長陳芳姿所說，從前農業社會沒有棄養老人的問題，也沒有照顧老人的困擾，因為左鄰右舍都會互相照顧，「長青村沒有多偉大，只是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助找回來。」 從長青村的故事可以發現，彼此互助不僅減少開銷，也創造無形的收益。長青村不是只有老人受助，一位長青村的資深員工廖寂凌，生產過後不久，帶著滿月的孩子到長青村工作，阿公阿嬤也成了最佳褓母，幫她省去照顧小孩的困擾。此外，長青村有些是重度老人失智症的患者，健康老人照顧失智老人，相互陪伴與安慰，也減緩了老化現象。 幸福，不是空泛抽象，也不是虛無縹緲，在每天的工作中，生活中，底層人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幸福扎根在土地底層，也扎根在人心深處。資本主義常常教導人們要競爭對立，拚個你死我活；幸福經濟卻讓人們看見互助合作，知足常樂，我們需要創造更多合作互助的幸福在地經濟。（歡迎來信指教：uidy.kao@gmail.com）

  在一個不尊重司法，缺乏「廉恥之心」的社會，要讓犯錯的人與團體「知罪」是何等困難的事！在一個習慣仗勢欺人，習慣油腔滑調耍嘴皮子的官場文化裡，誰能看見自己的過錯呢？知錯，悔改，得赦免的信仰體驗，對這樣的政治圈來說，顯然是全然陌生的觀念。 前陣子有2位基督徒政治人物在媒體中以信仰語言針鋒相對，一位是中華民國前總統，一位是現任監察院長。監察院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調查」惡意謠言與推斷，侮辱前總統的出身。但是前總統謹以宗教語言說：「我祈禱，願上帝赦免這些人，因為他們犯了罪，所做的事會失敗。」 當監察院濫用權力，受害者無力對抗，只能將審判交託在上帝手中。也許有人會覺得在政治鬥爭中，將公義與否的問題訴諸上帝，並非理性溝通之道。但在理性溝通無效之下，將判斷的主權交給上天，本來就是一種無力者的反抗。前總統點醒為了政治鬥爭殺紅了眼、吃相難看的本朝諸臣與在上位者：要知道上帝是公義的，伸冤在上帝。這些被放在祈禱中紀念的人，若稍有廉恥心，當抱愧感激。如果基督真的在他們心中，也許他們甚至會懂得珍惜這個機會，毅然悔改，歸向上帝的義與真理。 然而，一向有「聖人」之名的監察院長，以馬政府裡一貫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以綿裡藏針的語言來回應。這位聖人要所有的民眾，包括前總統都想一想自己是否需要被赦免。他顯然不認為他自己或他的機構需要被赦免。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本來就知道人間無聖者：「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上帝的榮耀。如今卻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稱義。」（羅馬書3章23～24節）「赦免」是上帝主動在耶穌基督裡完成的奇妙大功，是白白給所有人的恩典。若還要疑惑地問：「我是否需要被赦免？」根本就是人的驕傲，是在拒絕恩典。 而一位監察院長，在面對應該負起政治責任的時候，以這樣的話語來回應，徹底曝露出逃避責任而不適任的問題。在信仰的層次上，則顯露出自義、不肯悔改的罪性。 「罪蒙赦免」是多麼令人恐懼顫慄、又同時無比歡悅的信仰體驗啊！竟有人如此輕忽這樣的恩典時刻，還講得如此自以為是，真是令人痛心。我們看到一個不願改變的結構，看到被這樣的結構轄制而不肯悔改的心，看到人的罪性與結構性的惡怎樣交織在一起，讓台灣社會離上帝的義路越來越遠。 我們真的需要為監察院長這位「主內兄弟」與這個不願負責、不願悔改的政治文化懇切代禱，也願所有的基督徒領袖能知罪、願悔改、肯負責。願上帝赦罪的恩典遍照台灣。 （參與者：蔡政道、楊順從、林文哲、王昭文、王貞文、謝克岳）

◎鄭明敏 隨著北韓連日來架設中程飛彈，片面廢止60年前和中國聯手與聯合國簽訂的韓戰停戰協議，又警告外館速撤，令朝鮮半島情勢緊繃，連帶危及包括台灣在內的東北亞區域安全。而這充滿火藥味之地，正是數月後普世教協（WCC）第10屆全球總會的舉行地。 大型普世會議需要很長的時間籌備，協辦的地主國教會尤須負起重大責任，因此提早決定會議地點是籌備的必然程序。雖然WCC第10屆總會2013年才會召開，地點卻早在2009年的中央委員會就已議決。先從數個會員教會的邀請中篩選至以下2處：1. 韓國釜山；2.敘利亞大馬士革。委員會正式投票前先開放討論，其中一位反對大馬士革的委員聲稱，敘利亞位處中東戰亂頻仍之處，對來自全球的數千教會代表有人身安全的疑慮，不料激起來自該國的委員高分貝回應：「只為7天的會期，你們考量自身的安全，但是否想過，敘利亞的基督徒必須時時刻刻身處危險之境。」對照目前兩韓緊張局勢高升，上述這段3年半前WCC中央委員會中的對話，此時看來不但諷刺也格外發人深省，令我憶起多年來受派參與各類普世會議的親身經歷。 1998年，蘇哈托政權已窮途末路，印尼幾陷無政府狀態，位於美國紐約的「世界公禱日」總部仍決定如期於雅加達召開亞洲區會議，目的是協助印尼教會婦女撰寫即將於2000年供全球使用，以印尼為主題的公禱日禮拜手冊。會期第2天，發生武裝士兵掃射躲入校園內的示威大學生，隔天雅加達街頭出現100萬人示威抗議，暴民趁機肆虐，專找華人下手。會期仍進行至最後一天，但來不及舉行閉會禮拜就被送上巴士，各國代表被告知護照絕不可離身，疾馳機場途中，可能遭荷槍士兵上車盤查，也可能遭暴民隨機攻擊。機場大廳到處是華人家族等待候補機位，老人枕著旅行箱席地休息，母親懷抱幼兒滿臉疲憊與茫然，櫃台焦急詢問的人潮，甚至不管目的地，只求有機位飛離印尼。就在充滿不安恐懼的機場，前來開會的各國代表就地手牽手同心禱告，呼求造物主憐憫祂的受造。 2000年，斐濟內戰稍歇，首都仍實施宵禁，「小錢禱告運動」全球委員會（ICFLC）決如期在該地召開，會期中某晚拜訪該國教會婦女領袖，並受安排搭乘領有宵禁後行駛許可的計程車返回旅社，途中卻遭武裝士兵攔截，司機說明不得要領被帶離車子，1位士兵舉槍瞄準車內，1位以手電筒逐一照亮端詳4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委員，我隔壁的約旦代表開始因恐懼而發抖，最後雖有驚無險，仍留下深刻記憶。 美、日、南韓正嚴陣以待北韓進一步的行動，而WCC戴維德總幹事除公開呼籲相關各方和平對話，也嚴正確認WCC總會必如期在釜山召開，大會主題「生命的上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正是目前朝鮮半島迫切需要的信息。   （作者為WCC中央委員）

  彌迪理牧師（Rev. Harry Daniel Beeby）以93歲高齡別世了！4月2日與英國同日在台南神學院舉行的追思禮拜，除了緬懷之外，對年輕人來說多了一份不足為奇的陌生。這份陌生形似台灣社會對24年前追求台灣獨立、言論自由而自焚的鄭南榕那般疏離；這份陌生源自〈國是聲明〉的精神變得僅供參考，文獻成了神主牌偶爾拿來拭拭灰塵。犧牲遙遠了，受苦非主流了，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一起度過風雨飄搖年代的老彌，再見了！ 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從廈門逐出中國的彌迪理牧師，在台灣超過20年歲月，委身釘根本土的神學教育；台灣被逐出聯合國之後，他參與並促成〈國是聲明〉發表，並將此聲明傳播至國際。也因這個勇敢的行動，已在台灣安身立命的彌牧師夫婦遭國民黨政府取消簽證，1972年3月5日被驅逐出境，年紀相仿的鄭兒玉牧師回憶，「真欲歸化做台灣人」的他，離去時悲傷地表示：「無法度成做台灣人kap恁saⁿ-kap受苦。」 直至1992年3月29日，他再度回到睽違20年心愛的台灣。或許正因被共產、國民兩黨趕來趕去的經驗，他斬釘截鐵地表達出，若是我們相信耶穌是主宰，就不會認為祂只關心人生的某些部分，而把某些部分就歸為政治，是我們不能插手的。彌牧師第一次的離去，帶給了當時以高俊明牧師為首的長老教會感傷、也化悲憤為勇氣與力量。當年，高牧師被誤會，甚至同工也失去信心，如今事過境遷，教界享受甜美果實，受投入民主運動的各界推崇。這一次彌牧師離世，但願真能像遠赴英國參加其告別式的台灣代表所言：「阮會將你的故事講給下一代知影。」 長老教會要當什麼樣的教會？1985年通過的信仰告白指出，教會要「通過疼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這正是彌牧師的風範和實際作為，以及受1970、80年代教界仰之彌高的原因。除了遍傳關心台灣命運的基督福音，宣告耶穌是人生命所有的主宰，還有更重要的嗎？ 總會年會本週召開了，關注的重點到底是什麼？「雙福年」以社福與福音並進服務社會的精神、馬偕醫院是否漸趨平靜都令人拭目以待。長老教會慢慢習慣於西裝畢挺、華麗宴席的場合，但別忘了要說「疼、受苦與盼望」，也要有本事在淒風苦雨的夜晚中與苦難者同戴斗笠共穿蓑衣；畢竟就信仰而言，前者只是偶一為之的手段，後者才是本質。

◎江淑文 參與過普世事工後，就算離開原本的職位與環境，但是關心依舊，尤其是關注南亞、東南亞的兒童與婦女事工，注意幾位工作者動態，盡我所能給予協助與資助。比如有位婦女工作者的投入與表現，藉著方案與計畫，讓教會的關懷具體落實在改善當地婦女的處境，無論是教育水準提升、就業輔導、自我認知等逐步改善。我常常感謝上帝，有這樣好的工作者。 這位婦女工作者最大的負擔不是工作方面，而是家裡的經濟壓力。她和先生一個在非營利組織、一個在教會機構，微薄收入除了要照料自己的核心家庭，還要各自看顧原生家庭的寡母和年幼弟妹，生活非常艱辛。在離職前最後一次相遇，她跟我提到，和她的大學同學相比，一樣的學歷，同學在私人外商公司的薪資是她的3倍，可以給家人、孩子更好的生活，同學願意幫她謀職，賺取更高的收入。她很猶豫，當時我跟她說，我沒有權利要求妳留下來，但是我可以用私人的方式幫助妳，請妳繼續目前的服事。我在台灣集資一些兄姊的奉獻，按期給予協助，改善她的家庭經濟。 但是在幾天前，她寫信給我，覺得汗顏接受我們的幫助，所以已經辭去教會的工作，接受同學介紹，擔任一家外商公司老闆的機要秘書。這已經不是我留不住的第一位，從過去到現在，眼睜睜的看著幾位在東南亞、南亞優秀的婦女工作者相繼離開，甚至有機會就移民到國外更好的生活環境，她們的共同背景都是已婚、有家庭和育兒等經濟壓力。 如同我協助過一位喪夫的緬甸婦女帶著唯一的女兒前往泰國進修，完成學業後，回國前，她說經過一陣掙扎，真的沒有勇氣帶著女兒回到緬甸這樣的環境生活。在來回書信中，我幾次修書但又刪掉一些提醒的字句，最後只落筆數句，就在禱告中，照著你受到上主啟示的道路去走。 在教會和機構服事，我們會期待同工要有某些堅毅的特質，其中一項就是能抱著服事、奉獻的心，不計較薪資。在我的工作經驗中，面對一起服事的同工，固然不喜歡斤斤計較、謀算自己福利的人，我覺得最難開口的，是要求對方要以服事、奉獻的心態來參與。我憑什麼要求對方做這樣的犧牲與奉獻？ 願意犧牲與奉獻，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教導，讓我們實踐在生活當中，是服事者與主耶穌之間的關係。若犧牲與奉獻是必須的，應是對方自己由心而發的信仰認知、願意用這般的心態來參與，而不是我認為理所當然的，要求對方去實踐。

  日前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與幾名跨黨派立委建議修改《國籍法》，主要是因為現行法令，對因故失婚的外籍配偶，採取「一般歸化」，而非「特殊歸化」的方式處理，這些人必須要有500萬的存款、超過基本工資2倍以上的薪資等嚴苛條件，才有資格申請歸化。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今年2月底的資料，外籍配偶有15萬4451人，其中尚未取得國籍者還有5萬1923人。這些條件及數據顯示失婚外籍配偶的弱勢處境，以及政府措施對基本人權的漠視。 試想，一位遭受配偶家暴因而離婚，還要撫養家中幼兒的外籍配偶，卻因申請門檻過高，無法歸化國籍。在沒有身分證的國籍保障下，不論就業、生活，甚至照顧孩童都會有很多困難，讓這人更加無助、更顯弱勢。 從條件如此嚴格的法令來看，可說是政府的一種「制度上的防堵」，這或許有「國安」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但這樣的法令，究竟能否「有效」防止鑽漏洞的人？還是妨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若是後者，那就是對外籍配偶基本權益的傷害。  出埃及記23章9節提到：「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不可欺壓寄居者」的觀點，表明上帝對「寄居者」在人權上的基本保護，並藉以告之，本地居民不可也不能，以任何不當的方式欺壓、脅迫這群移民。但目前在台灣，媒體報導中，仍可見到一些令人遺憾、痛心的案例，皆是對寄居者的不尊重所造成的結果。這些人可能在其人權、工作權、薪資公平權、身體自主權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待遇，或是不當對待。 在信仰上，我們對於這些受苦者要有所回應與行動。除了對外籍配偶要有更多的了解之外，也要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讓受苦者的心靈、價值觀、生活態度等層面有「正面的提升」，不再視自己為卑微、無價值。此外，教會需要建立一套完整、建全的模式，得以讓這些人得到牧養、關顧、輔導，並讓關懷外籍配偶事工的單位機構，有所依循。 此經文的另一個意涵是「同理心」，「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這是一種「設身處地」的再次提醒、是一種「體驗」的「自我檢視」，指出人們過往的「負面」經驗，能否被「轉化」成為正向之公義作為，且此同理是要建基於上帝「公義」的原則上，而非「世俗」的觀念中。執政者啊！這些人困苦的呼聲，你們聽到了沒有？ （參與者：蔡政道、楊弘達、羅光喜、李孝忠、鄭君平、王貞文、王昭文、謝克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