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

題目：我們要為同胞受苦 　　記得我在台灣神學院信徒神學系上《加拉太書》論及保羅介紹之時，有提到保羅的同工路加在《使徒行傳》寫到，保羅到耶路撒冷將外邦教會的募款交給被羅馬政府迫害的猶太基督徒們，同是主內肢體彼此關懷；到了耶路撒冷卻是為自己人出賣，被捕、被判死刑而受苦。 　　我們從聖經《使徒行傳》看到保羅活生生為主作見證的例子，經歷到許多挫折、被捕、鞭打，仍是為了基督的緣故傳福音，甚至是改變社會氛圍的事工，時常不是指點江山、紙上談兵的事，都是拿生命作贖價的，更代表一件事，就是除了從聖經中看見保羅為了基督受苦，我們更需要以實際行動為了基督受苦！ 　　復活節將至，很多教會照著教會曆的「大齋節期」，可能是禁戒自己喜愛的某樣東西，專注地思想耶穌基督為我們受難這件事實，大多人比較理解傾向個人層面靈性的更新，不過這樣子做還有一種群體的意義，就是表示我們信徒願意為周遭鄰舍而受苦。我們知道耶穌愛世人，在傳揚上帝國福音的時候，就已經在受苦了。他選擇跟社會邊緣人站在一起，甚至被釘十架時，是一名罪犯同與耶穌被同釘十字架，耶穌與他們同受苦。這福音是給社會邊緣人的，給他們盼望的「集體經驗」，這是路加提醒我們的。 　　倘若我們信徒們只是在教會裡面坐一場很莊嚴、富有催淚效果的禮拜和戲劇，或是發放復活節彩蛋的活動過了復活節節期，這樣子的紀念方式，只不過和我們教會信徒有關係，和對於復活節節期只是當作一般日子，無緣接受基督福音的廣大台灣百姓毫無一點瓜葛，這樣就十分可惜了。所以，我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效法保羅愛同胞而受苦，走這一條雖然不直，但是很值得的十字架之路。

◎李景行 新《聖詩》101首〈救主復活的早起〉是一首希臘聖詩，早期福音廣傳到地中海東部的國家，那個時代的信徒面臨宗教迫害和教義爭鬥，但他們所寫的聖詩卻流露出一種信仰的光輝，特別提及主耶穌基督的復活。 希臘聖詩從7、8世紀在巴勒斯坦與敘利亞達到全盛時期，最顯著的特徵是較客觀、著重於讚美神。不論歌頌的主題為何，詩人通常是把精神貫注沉思中，是一種喜樂與滿足的啟示，認為側重自己的讚美方式是次要的，偶或有所暗示，但不明顯。 希臘聖詩的作者極多，優美的聖詩作品也不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救主復活的早起〉。作詞者大馬色的聖約翰（St. John Damascus, 675～749）被稱為希臘教會最偉大的詩人，他受歌曲家聖科斯馬斯（St. Cosmas the Melodist）的影響而獻身聖職，在馬沙巴（Mar Saba）修道院創辦聖詩作者學院。 〈救主復活的早起〉第1節述說復活的意義；第2節提醒信徒靈性上應有準備；第3節以世界與萬有、有形無形的萬物發出歡騰的歌聲。每逢復活節前夕，希臘教會的信徒聚集禮拜堂敬虔守夜到午夜12點，一聲砲響，先由主祭人宣布復活日來臨，會眾再一齊歡騰，傳遞手中蠟燭，輪流高呼：「主已經復活了，基督已經復活了！」然後同聲合唱這首〈救主復活的早起〉。 作曲者斯馬特（Henry Thomas Smart, 1813～1879）為英國人，是英國極為出色的管風琴手。不料在事業蒸蒸日上之際染上眼疾而失明，但他毫不氣餒，仍繼續彈奏以及寫曲。上帝也賜給他即興演奏的才藝，雖然他雙眼不再見青山綠水，但卻藉著創作的樂趣，而永遠活在青山綠水中。 〈救主復活的早起〉的曲調本是配合〈From Greenlands ice mountain〉這首歌而作，以便在英格蘭Blackburn所舉行的一場佈道會中使用。後來經由尼爾（John Mason Neal, 1818～1866）配合以及歌詞的翻譯，而使得這首曲調成為現今的形式。 （作者為退休牧師，曾任新聖詩編輯小組召集人）

◎陳良智 士林王家被拆除一事，引起社會大眾許多討論，地價有公告價跟市價的差別，政府徵收土地，是以公告價為主，而財團購地需用較高的市價。在《土地徵收法》通過之後，財團可以不用直接向地主購地，而是以公共利益之名要求政府徵收再轉手給財團。這是我們惡夢的開始，原本是單純的市場交易行為，現在有了公權力的介入。 現行〈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只要總樓板面積4/5住戶同意，合建案就得以通過，但實施起來問題很大。意思是假設我這棟5層樓公寓，全體住戶都同意合建，但是為了合建後格局比較方正或坪數、公共空間比較多，建商可以任意把附近建築物劃進建案裡，只要達到總樓板面積4/5的同意就可以了。 文林苑合建案就是這樣，由於建商利益，造成了三方受害者，第一是原本同意合建的住戶，住家已經被拆除了，由於建商堅持要把王家納入建案，這幾年一直在外面租屋，所負擔的成本超過原本預計。第二是買預售屋的住戶，建商未取得王家同意便將其土地納入建案賣起預售屋；建物一直沒蓋起來，預售屋的住戶就沒辦法如期進住。第三就是王家，他們在合建案形成前就已自行改建，現在卻被強制拆除，當年的心血全部化為工程廢土。 最後我要說，這個政府一直推說依法行政，我們也都被灌輸「惡法亦法」的觀念，其實「惡法亦法」早在二次大戰後就被推翻了。原因是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也走法律程序，透過合法的管道，取得公權力合法屠殺猶太人。紐倫堡大審中，什麼「依法行政」或者是「惡法亦法」完全不被接受，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公務員還是得被判刑。 提醒所有參與土地徵收、都市更新的政府官員、都更辦公室的職員、建築公司的職員、以及配合強制徵收、拆屋的承包商、基層員警們，我知道你們上面還有高層，但是不要忘記，在高層的高層還有上帝在；而且死後會有審判，就像紐倫堡大審一樣，到那時候你就不能推託說什麼依法行政了，依法行政不是你泯滅良心的藉口！ （作者為台灣神學院神學生）

◎王乾任 最近郝市府派出數百名優勢警力，強制執行士林王家的都更拆除作業，引爆強大民怨，甚至連擔任市府顧問的幾位專家學者都憤而請辭，更有不少民眾怒而包圍郝龍斌市長官邸，宣布也要把郝家給都更。 承受強大輿論壓力的郝市長，本來還一直堅持自己是「依法行政」，不少支持拆除王家的人也多半認為，郝市長「依法行政」，惡法亦法，除非修法，否則政府遵守法令做事，並沒有錯。撇開北市府的「依法行政」其實有「選擇性」的爭議不談，就說「依法行政」本身，也有可議之處。 回到聖經來看，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因為輿論的要求，必須把無罪的耶穌抓起來，還得釘十字架，可是他實在找不到耶穌有什麼罪可以釘十字架，便想到了法裡面有一條，可以將一名罪犯無罪釋放的情況。於是，他便援引此一法條，問了在場的群眾，「我現在給你們釋放一個罪犯，你們要哪一個啊？」 我相信比拉多肯定不斷暗示群眾，放了無罪的耶穌，不過群眾拒絕了，他們選擇有罪的罪犯，堅持把無罪的耶穌釘上十字架。 比拉多無可奈何，想說反正已經「依法行政」了，既然民意要求，還是把耶穌送上十字架吧。所以後來基督徒都說，耶穌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則找來盆水，當眾洗了手，宣示自己和耶穌的被釘十字架無關，畢竟自己只是「依法行政」，該做的都做了，該問的都問了，群眾還是要耶穌上十字架，只好照辦。 「依法行政」說穿了就像彼拉多洗手，堅持「依法行政」的官員或許認為罪不在己，惡法亦法，只能遵守。但是，在人的法律之上還有神的律法以及人的良心，否則金恩博士不會本著公民不服從的精神挺身而出，抵制當時美國社會中錯誤的種族隔離政策，甚至不惜賠上自己的大好前途與寶貴生命。 從「拿伯的葡萄園」，再到「彼拉多洗手」，處處可見聖經中貫穿歷史，批判人性作為之惡的巨大力量，無論認為基督徒是否應該談論政治，都應該關心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後的人類罪性，對人心、行為與社會歷史的影響，雖然我們不一定要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卻不能夠丟失了關心比我們弱勢、落入苦難中的人，不能因為他所遭遇的是政治上的問題，便沉默不語，以為與自己無關。 （作者為景美浸信會會友，文字工作者）

◎鄭浚豪 拜讀《台灣教會公報》3135期〈先找回失散的羊〉一文，令人感受教界同工用心投入宣教之熱情。不過文中對宣教運動之規劃目標、具體事工和執行策略的認知，與長老教會總會實際內容有所差距，故就政策面做說明，盼望可解作者困惑，也讓讀者更加明白總會所推行的事工內容。 新倍加運動以「認領卡」與「代禱手冊」輔助教會與信徒傳福音，目的是深入連結對方，不論是已受洗的信徒或尚未受洗的慕道友。因此，先找回失散的羊雖然沒錯，但領人信主也要同時進行；宣教沒有次序的問題，因為救贖的恩典是人類共同的課題。整全宣教的落實是在人類生活的每個面向中，是個人的、社會的、政治的與經濟的。上帝所關心的不只是先找回失散的羊，而是每一個受造物，包含教會內外，全人類的世界都是宣教的工作與對象。 原文引述研發中心的「信徒數」與「禮拜人數」，所謂信徒數，包含陪餐會員、小兒洗禮、籍在人不在和慕道友等4項總合；禮拜人數則依照該教會呈報的數字，其計算尊重各教會的方法。兩者無法「詳細比對分析兩數字的差異」，因其各自獨立；信徒數不等同禮拜人數，而禮拜人數也不是信徒數，無法進行交叉分析。因為禮拜人數中隱藏著其他教會的信徒、過客旅居的慕道友等，這些都無法反映在信徒數。又，新倍加運動為了信徒造就，已經在2月出版本宗的培育教材手冊，希望未來教會以「質」帶動「量」的成長，讓宣教是不只停留在「人數」的加減乘除上打轉。 推動新倍加運動的過程中，總會2010年開始舉辦生命分享會，有施密特牧師、古倫神父、林俊義教授等人主理，還有葉明翰牧師與MEBIG兒少青宣教牧養課程。上述活動邀請參加的對象是開放的，教會辦活動可刺激信徒成長，帶動慕道友踏入教會。長老教會非但不是虛胖的體質，而是成長且老練的體格，釘根台灣本土且見證主名。 先找回失散的羊甚好，但要再更有廣度和深度，才會產生事半功倍的結果，5年突破30萬名信徒數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為新倍加推動中心傳道師）

◎唐秉輝 3月6日，紐約市中心出現了長逾5公里的示威行列，要求解決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希望在所謂「超級星期二」（Super Tuesday）黨內初選之際，吸引各方注意，估計人數約有5000人。在14分鐘的示威遊行中，抗議民眾手上拿著象徵資遣通知書的粉紅紙條，從華爾街（Wall Street）沿著百老匯大道（Broadway），一路排到聯合廣場（Union Square）。 發起人之一的倫度尼（Yana Landowne）說：「我們排成一列，代表全美1400萬名失業勞工；它象徵全世界最長的一條失業警戒線。」這場示威是由許多來自工會的藝術家與運動人士，及「佔領華爾街」在內等各種公民團體所發起。 現代社會為了要有高經濟增長，增加消費乃是一項必經的需要途徑，不但是西方社會如此，目前的台灣社會，消費業已佔了GDP其中的大部分。只不過如今傳媒廣告卻不斷鼓勵高消費，盲目購買自己不需要的商品，反映出現代人對於物質虛榮的盲目追求，現代人的心靈空虛，希望透過物資的擁有，填補內心的缺乏。許多人在生活上遇到挫折，透過購物抒發排解心中的鬱悶。我們是否知道物質並不能填補心靈虛空，只有上帝的愛可以做得到？當我們面對生態的危機與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時候，只有上帝的愛能幫我們解決問題。 事實上，「佔領華爾街」不只是要揭開企業家的貪婪，歸根究柢，懷有貪婪心態的人並不限於華爾街的銀行界、金融界的高層，其實也廣泛包括社會一般群眾，當社會上大部分人不擇手段追求更多財富，想用來支持更多的消費，社會就變得更不公平；只有當我們回歸聖經的教訓，過著簡樸的生活，人們能夠不再瘋狂追求消費，而追求靈性上更有意義的造詣，社會才會有情勢好轉的跡象。 2012年美國大選在即，總統歐巴馬在1月底的國情咨文中，列出振興美國經濟的方案願景，強調稅制不公，且堅稱他有能力領導國家經濟政策。他說：「稅制改革應遵循『巴菲特稅』（Buffett rule），若你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你適用的稅率不應低於30％。」盼望「佔領華爾街」運動之真諦也能夠在台灣發揚光大。 （作者為美國台僑，旅美學人）

◎主知名 3134期《台灣教會公報》刊登了提名總幹事的名單，讓我想起有一年，在副書記的選舉中，競選相當激烈，其中一位候選人發表感言時，不僅沒有發表願意學習耶穌替門徒洗腳的精神，還說自己的中會沒有出過總會的幹部，所以理應選他！這是長老教會引以為傲的民主選舉，與上帝的教導嗎？ 難怪長老教會會友人數不增反減，教會數量增加，質量卻下降，這是馬偕牧師、馬雅各牧師等宣教師的精神嗎？聖經上的教導亦如此嗎？難怪教會長執改選亦是如此，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常常我們自誇我們的神學教育最紮實，是真的嗎？不要領受上帝的恩典最多，做工的最少，造成牧者最愛權位。 曾有一位非本宗神學院院長勉勵神學生，牧會生涯有4關：情關、難關、權關、錢關，過了才配得上帝的獎賞。 （作者為長老教會會友）

◎林昌華 2010年4月8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55屆通常年會的第3天，由總會議長宣布「一領一‧新倍加」運動的開始。根據總會正式發布的目標，計畫在2015年，也就是長老教會設教150週年時，讓長老教會人數增長，達到30萬信徒的目標。從福音廣傳和事工推動的角度來看，這實在是美事一樁。然而，詳細檢視總會所設定的目標，以及比較長老教會目前的教勢，發現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期待總會未來在擬定「新倍加運動」具體步驟和工作項目以前，能先加以釐清，以免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 這些困惑，簡而言之有兩個主要的項目：其一，總會所統計「信徒總數」和「參與禮拜人數」的問題；其二，「一領一‧新倍加」運動中，增長到30萬信徒目標的「計算基準」問題。 首先是「總會信徒統計」的問題，筆者採用總會網站所提供的兩個統計數字來做簡單的分析。根據總會所公布的統計數字：2007年至2009年間的「信徒總數」，2007年為22萬6533人、2008年23萬112人、2009年23萬8372人。而同樣年度的「禮拜人數」統計，2007年10萬6289人、2008年10萬6175人、2009年11萬1425人。 首先，比對「信徒總數」和「禮拜人數」，會顯示一些無法理解的現象。首先，2007年到2009年為止，「信徒總數」增加了1萬1839人，然而「禮拜人數」從2007年到2009年間卻只增加了5136人，兩者相差了6703人。這代表的意義究竟是統計當時，研究者沒有詳細比對分析兩個數字的差異？或者是新的信徒受洗之後，卻不願意進入教會參加禮拜？如果是前者，表示總會的信徒統計失之精確。但如果是後者，代表受洗的人並不了解受洗的意義，或許他們也沒有受到良好的「基督教信仰要理」教育，對基督教信仰也不了解，這樣洗禮的意義何在？另外，2008年的「禮拜人數」比2007年少了114人；但是「信徒總數」卻增加了3579人。這些增加的信徒是哪裡冒出來的？為何這些增加的信徒人數沒有反映在參與禮拜人數上面？&nbsp 其次，「一領一‧新倍加」30萬信徒的目標，是以什麼統計基準來計算？如果是以2009年的信徒總數23萬8372人來算，「倍加」應該是47萬6744人，而不是30萬人。而如果是以禮拜信徒的人數來算，那麼30萬人是11萬1425人的2.7倍；如果以2007年到2009年間，參加禮拜人數的年增率來看，要從2011年到2015年，短短4年當中達到預期的目標（信徒至少增加近20萬人），除非是上帝降下恩典，賞賜神蹟；否則要達成這個47萬人或是30萬人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再來，長老教會信徒總數是23萬8372人，但是參與禮拜的人數是11萬1425人，兩個數字相減是12萬6974人，這表示掛名卻不願意參加禮拜的長老教會信徒竟然比參加禮拜的人為高，總會實在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去研究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 筆者建議，總會在花費大量的經費動員各中會和教會舉辦熱鬧佈道活動的同時，也願意鼓勵各教會牧長努力，將這12萬7000名掛名卻不願意到教會參與禮拜的基督徒找回教會，讓長老教會擁有壯實而非虛胖的體質。如果能夠實踐這個成果，就可算是達成「新倍加運動」的目標了。 （作者為長老教會牧師）

◎李景行 新《聖詩》409首〈施恩的主永遠疼人〉（The Lord of mercy loves us all）是一首拉丁聖詩，就聖詩的觀點而言，拉丁聖詩是繼希臘聖詩後出現的優美聖歌，產生於第4世紀，發展至11、12世紀為最高峰。它與希臘聖詩有相似之處，就是受到異端之衝擊，然而，更大的因素乃是教會之特殊背景。 歐洲中世紀時，基督信仰的火炬由敬虔的修道院士傳承下去，他們散居在歐洲的中部和西部，這些忠心跟隨基督的人，在這困乏的世代裡，留給我們很多讚美和靈修的詩歌。基督教的宣教常採用當地方言，謀求聖道的普遍。耶穌自己用敘利亞民族及迦勒底民族的通用語言亞蘭語（Aramic）傳揚天國福音；保羅雖然是猶太人，但每到希臘國內則用希臘語宣教；正教會是用各該地的方言來禮拜讀經。 所以，當基督教傳遍全歐洲後，因羅馬在政治的力量與拉丁文化的影響，自然而然便採用拉丁文，聖經也就由希臘文翻成拉丁文，並奉拉丁文聖經為「聖言」，而拉丁文的禱文和聖詩也如是產生。又拉丁詩人受拉丁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好實事求是，在神學方面要求主觀的了解，願意知道自己與救贖的關係，以信徒的宗教經驗適合於大眾的需要，所以拉丁詩特別注重真情的流露，少受格式規律的限制。拉丁聖詩被新《聖詩》採用的有411首〈阮的天父上帝〉，及本文所介紹的〈施恩的主永遠疼人〉。 作詞者為聖安波羅修（St. Ambrose of Milan），他出生於法國，父親是政治家，從小受法律的教育，很年輕就當上了義大利北部及米蘭地區的總督，任內教會面對許多異端，內部分黨別派，正當其時總主教逝世，在兩派爭執中被推選為米蘭主教（Bishop of Milan）。他是中世紀拉丁聖詩的創始者，做了許多聖詩對抗當時之異端「亞流主義」，也作了一些流行的聖詩，使信徒易記易唱，現統稱為「聖安波羅修式聖詩」（Ambrosian Hymns）。他又整編了許多調子，稱為「素歌」（chant），第5世紀初正式被教宗森拉斯丁（Celestine）採用，「安波羅修素歌」（Ambrosian chant）遂成專有名詞。 據云，他是鼓勵婦女歌唱的第一人，還創設一所唱歌學校，訓練合唱隊，又培育聖詩作家。他的音樂在千餘年間，左右了歐洲教會之聖詩，也被稱為「教會詩篇之父」（Father of Church Psalm）。除此之外，他也是制訂唱聖詩結束之後要唱「阿們」的人，以增強對三位一體的上帝及聖詩的內容和讚美行為之認同。 作詞者克羅斯萊（Thomas Hastins Henry Crossley）英國愛爾蘭人，其生平事略不詳，待查。 （作者為退休牧師，曾任新《聖詩》編輯小組召集人）

◎王乾任 近來美牛問題吵翻天，不少贊成有條件開放的學者教授和名嘴紛紛跳出來表示，只要政府做好嚴格的管理，人民大可以自行選擇要不要吃含瘦肉精的牛肉。原本我以為，此論點只是一些願意替政府背書的學者專家與名嘴的表態方式，沒想到，日前有位不會替政府錯誤政策背書，且同樣也是主內肢體的學者也持相同論點，我著實嚇了一大跳，迫使我重新思考，也許「階級盲點」所造成的「知識溝渠」，才是讓許多學者專家或中產階級支持「嚴格管控」下有條件開放的原因。 「階級盲點」就是本位主義，提出論點者，不自覺地以自己所處的社經階級做為本位，並且假設全社會的人都和自己擁有同樣的知識、財富&hellip&hellip，不自覺地與其他社會階級產生「知識溝渠」。 放到美牛事件來看，知識菁英假設全台灣的民眾都有能力分辨美牛風險，再自行決定要不要吃，卻忽略了社會上有許多弱勢群體，如智能障礙、中風、幼兒、老人等需要人照護，以及受刑人等無法自主決定飲食者，都沒有辦法自主決定是否要吃美牛。此外，窮人也沒有閒錢去挑選價格肯定比較高的無瘦肉精牛肉。 從日本福島核災的經驗來看，災後一些受輻射感染的農產品，流入了黑市，以低廉價格販售，吃下肚的也多是窮人弱勢，已經成為日本災後嚴重的社會問題。無獨有偶，美國社會低社經地位者也存在食用品質低劣之食品的現象，造成身體健康出問題。美牛問題之所以不該丟給個別國民自行決定是否食用，因為「公共議題」的思考必然得連「不具備判斷能力的弱勢群體之身家性命的保護」都納入，不能假設整個社會的人都是高知識分子，能自主以理性評估風險而後進行判斷。 遺憾的是，支持有條件開放的人假設所有人都和他們一樣，都有能力自主判斷，於是國家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外部成本轉嫁給弱勢群體來承擔。美牛開放後，有風險辨識能力的社會菁英、中產階級當然會挑選貴一些、但不含瘦肉精的牛肉來吃，至於其他沒有資格、能力挑選的人，就淪為承擔政府為了交換TIFA利益而開放美牛進口的風險。 判斷公共事務的走向，只有一個判斷依據，那就是村上春樹所說的「永遠站在雞蛋那一邊」，永遠從「最弱勢族群是否會受傷害」來評估風險。其實，耶穌也是站在「雞蛋」那一邊。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然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章40節） 主耶穌這句話，非常適合做為基督徒參與公共事務的判斷準則。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究竟我們的所作所為，對最小的那個弟兄（通常指的就是社會中最底層弱勢的群體，也可以泛指一切不如自己的人，乃至一切鄰人），是幫助還是剝削？如果你是基督徒商人卻剝削你的員工，如果你是基督徒民意代表卻通過對國人有害的法案，這句話毋寧是在提醒你，你這樣做，就是剝削、加害在耶穌身上了！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景美浸信會會友）